图为刘遵义在论坛现场

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办，腾讯公司承办，广东省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指导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20日在香港召开。

在《如何推动三地人才培育及发展，如何打造创新的人才栖息地》的话题讨论环节，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学荣休讲座教授刘遵义称，资源的投入当然重要，但文化的转型仍然是大湾区成为世界级创新枢纽的最重要关键。而创新枢纽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他能否在自我内生的条件下持续不断创造与产生创新原创性的技术概念。

以下为论坛中刘遵义的问答实录：

许成钢：大家好，今天大量的讨论都在把湾区的伟大的计划和世界上最著名的硅谷地区的发展做对比，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再多看一点点硅谷的发展，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之所以硅谷重要，因为这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地方，和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地方。如果看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产生，更重要的产生的地方是在波士顿，后来逐渐产生了硅谷，两边一起发展，后面硅谷发展超过了波士顿地区，但是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之所以当初产生在波士顿地区，后来转移到硅谷地区，除了许多其他的原因之外，一个核心最基本的原因，是几个大学，产生当初的地方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一直至今这都是很重要的大学，之所以后来硅谷后来居上，仍然是因为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加上大量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人不断跑到硅谷来。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人才的问题，请我们的几位嘉宾上台，第一位是刘遵义教授，他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大学、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陈广汉教授，他是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港澳研究所所长。还请海闻教授，他是汇丰商学院院长，北大研究生院院长。我们还请林垂宙教授，他是前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香港理工大学校长资深顾问。最后我们热烈欢迎罗范椒芬女士，她是香港科技园董事长前教育所长。

下面请刘遵义教授演讲，刘遵义教授特别值得讲两句，因为刘遵义教授不仅仅是直接目睹了硅谷从无到有的增长，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是第一个向中国引入经济计量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当时在80年代之初，我刚刚进入中国社科院正在建立的研究所，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机构搞这方面的，当时刘遵义教授和另外几位世界上最强的经济计量学家来到中国，向我们介绍经济计量学，下面热烈掌声欢迎他演讲。

刘遵义：非常感谢许成钢，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这个论坛。我只有6分钟，还是尽量节省时间。人力规划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说百年树人，肯定是在一代人之间，怎么去统筹规划，取决于我们对经济的远景看法。我们希望粤港澳大湾区在二十年以后应当是什么样的景象？我们希望大湾区到时是一个知识型的经济与持续创新的基地，将确保大湾区里面的人人均所得和一般居民收入都能持续提升。但是要提升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人才？我们要怎么吸引挽留这些人才？我们需要做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建造一个创新生态的系统，众所周知，创新需要资金、人才、创业精神，然而这不仅仅需要资金和创业精神，需要的是成功有奖励还有知识产权有效保护，容忍失败。一个发明家和创业者都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机会，假如没有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机会，愿意冒险创新创业的人就会少得多，这是第一点。

第二，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应当有开放的沟通交流，员工也可能跨企业交流，一起分享经验心得与知识。

第三，研发跟试点制造都需要相当大的制作成本，必须要有很大的潜在市场，才有摊销的可能。在意味着在大湾区的城市，必须跨边界协作与合作，香港和澳门本身太小，无法成为独立的创新枢纽，刚才讲大疆，大疆就是好例子，他没有深圳作基地，没有中国这个大市场的话，不一定有今天的成功。其实，我们也需要改造文化，科学与技术方面取决于突破性的创新、互联网、浏览器等等。突破性创新取决于两件事情：一个是基础研究，只有基础研究才有大创意发现，才能推进科技前沿。第二，不怕挑战既定的理论与权威，一个例子就是相对论跟量子力学对牛顿力学产生的挑战。一般来说，东亚人尤其是那些留在东亚工作的人，都是太尊重权威，不敢挑战既定的理论。所以在科研方面，应当以尊重真理取代尊重权威。最关键的就是老师们愿意传授给学生他们全部的知识，没有隐瞒，此外道德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科学家需要知道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

粤港澳大湾区如何能成为可持续的创新枢纽，创新枢纽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他能否在自我内生的条件下持续不断创造与产生。

刘遵义：粤港澳大湾区如何能成为可持续的创新枢纽，创新枢纽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他能否在自我内生的条件下持续不断创造与产生创新原创性的技术概念。

刚才讲过了，成钢兄也讲了，创新枢纽必须有世界第一流从事基础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性大学，美国的硅谷就有这个，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在这里有分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是两个很成功的例子。这些大学都是世界各地所有有学术抱负的人才，包括教授和学生，他们是一个“磁石”。大湾区有潜力发展为例子，硅谷与第二大公路创新枢纽，大家需要在研发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尤其是香港。

大湾区11个城市的政府应当允许他们的研发经济在各个城市之间自由流动，也应当提出额外的长期科研资源，以便该区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可以达到最高的学术标准。这些大学一定要达标的话，就有条件在内生性持续下去，因为他可以吸引好的教授和学生，一定要达到世界标准才能开始有这个能力。

其实大学和企业不一样，企业是可以来来去去，不一定永久存在，有些称霸一时的大企业，例如贝尔实验室、诺基亚、黑莓和雅虎，现在都已经或者正在逐渐变成历史的过程中。除此之外，一个枢纽的成功也取决于它往来的企业与人员的数量、质量。这也确定预期，这种预期是自我实现性的，假如发明家和创业家都预期在这个枢纽可以找到风险投资家，而风险投资家在这个枢纽里面可以找到发明家和成功者，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去这个枢纽，这个交易就会发生，这个枢纽就会取得成功。所以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变成大家都想去的地方，这样就能够吸引很多发明家、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

我想提一点，大湾区应该做的是吸收迁移者，一般来说迁移比对留下者，迁移比留下者更努力，所以迁移者平均比留下者更成功。我举几个例子，上一段也有人提出过这个说法。你看海外成功的华侨的家乡，例如汕头和厦门，往往都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所以迁移者比留下者成功得多。美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研究上，现在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基本上都是迁移者，并非来自美国。什么道理呢？因为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对美国学生来说太困难了，没有人要学，只有迁移的人要学。第三个是在所有中国经济特区里面，包括海南、汕头、厦门、珠海，深圳是唯一一个成功的，整个深圳的人口几乎大部分是迁移者，没有留下的，都是外地去的。

我的结论是：资源的投入当然重要，但文化的转型仍然是大湾区成为世界级创新枢纽的最重要关键。谢谢大家！

许成钢：我现在开始向各位提一些问题，我对刘遵义教授有一个问题，刚才您在非常正确的指出大学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非常正确的指出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促进文化的转型，下面我们当然就很关心在您看来文化的转型最重要应该做的是什么。

刘遵义：我是赞成校企合作的，但是我觉得企业的目标是比较短线的，你看很少企业愿意支持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下去，不知道什么成果，可能十年二十年看不见，但是我们大学要达到尖端，一定要支持基础研究。中国在研发经费中，做基础研究的只有5%，美国差不多30%，你就看得出来为什么在美国很多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创新，都是在美国。这就是要从基础研究着手，一般你说企业跟学校合作，令出来的学生就业增加，这我都不反对，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大学也要提升，企业可以捐助，但企业不希望长期负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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