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创建大顺政权，随即率军北上，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便攻入北京，并迫使崇祯帝殉国。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威望达到顶点，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仅过了42天时间，他便兵败如山倒，仓皇地逃出北京。那么，李自成为何会迅速败亡？一切，都跟他做的两件蠢事有关，即要求明朝降臣“助饷”和掠夺地方百姓。

李自成从西安出发，仅两个多月便攻入北京

众所周知，在推翻旧王朝后，新生政权要想得到稳固发展，必须要最大限度的优待前朝遗臣，这固然是笼络人心的需要，又是防止大动乱的必要手段。然而李自成却反其道而行之，用一项名为“助饷”的政策，把自己推向前朝遗臣的对立面，并给大顺政权种下骤兴骤亡的诱因。

所谓的“助饷”，本是明末田赋中加派的名目，也即为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而加派的赋银，不过在李自成方面，却成了勒索抢劫勋戚官绅、富商巨贾财产的手段。早在由陕西向北京进军途中，李自成便开始推行“助饷”政策，而等到进京后，更是将其推向顶峰。

为继续推行“助饷”政策，李自成特设中央级别的衙门-“比饷镇抚司”，并由刘宗敏、李过主管此事。依据明朝降臣品级、身份的不同，大顺政权为他们制定数额不等的“助饷”金额，规定“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见《甲申核真略》） 。

刘宗敏通过“助饷”，虐杀大量明朝降臣、富商

为保证“助饷”工作能顺利完成，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对无力“助饷”或交钱不足的官员大肆用刑，这种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见《甲申纪事》），受刑人会遭受怎样的苦楚惨痛，可想而知。死在夹棍下的官员、富商多达千余人，甚至还包括末任首辅魏藻德。

经过一系列的酷刑操作，大顺政权最终在京官、富商身上劫掠勒索到白银七千万两，但考虑到刘宗敏、李过等人中饱私囊，下级军官和士兵所掠隐瞒不报等因素，实际金额肯定要远远超过此数。但不管如何，“助饷”虽然肥了大顺军，但却让整个明朝降臣集团走上与其为敌的道路，其消极影响不言而喻。

李自成曾允诺百姓“不当差，不纳粮”

李自成之所以能由一介流寇，蜕变为推翻明朝的强大势力，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在于他能发动无数的底层民众为其效力，而之所以如此，在于其适时地提出了使百姓“不当差，不纳粮”的政策。不仅如此，李自成还让谋士李岩将这项政策谱成民谣，在中原一带广为传唱。

这首民谣一旦传唱开来，很快便呈“病毒式”扩散的态势，不仅为大顺军赢得了大把民心，也间接瓦解了朝廷军队的斗志，为李自成顺利进京创造了极强的舆论条件。然而，李自成虽然颁布“不当差、不纳粮”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根本没有施行过相应的举措。不仅如此，李自成“打江山”时固然可以慨明朝之慷，以后者的积储作为军粮物资的来源，可一旦推翻明朝，就全换了一副面孔。

李自成进京之初深受爱戴，但很快便失去民心

原来，大顺军进入北京后，迅速堕落为扰民害民的匪兵，不仅大肆抢劫勒索官员和富户，而且也对普通百姓下手，其为害之深，甚至超过了当年的赤眉军和黄巢的乱军。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史学家计六奇在其编著的《明季北略》中，曾引述东村老人对大顺军深恶痛绝的评价，其中讲到：“自成入京，大类赤眉、黄巢，盖盗贼之性，本无霸王之略。” （见《明季北略·卷二十》）

正因为大顺军对民间不分差别的劫掠政策，使得百姓对李自成集团恨之入骨，并渐渐地产生希望明朝光复的期望。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京，当年四月十四日便有人在大街上张贴私示，其中写道“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于本二十日立东宫为帝，改元义兴”（引文同上）。虽然内容荒诞不经，但由此可见百姓思旧的情绪何其强烈。

明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等到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后，各地民众纷纷起来反抗，攻击大顺军。比如，德州诸生谢陛聚众起事，杀死大顺政权的防御使关杰、州牧吴征文，短短时间里“入来附者四十余州县”（引文同上）；在泰安、安丘等地，明朝遗臣和乡绅们聚众起兵，“倡义内诛伪官，外拒土寇”（见《泰安县志·卷九》），一时间“河北、山东郡县，各杀伪官起义”（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正因以上两点原因，李自成在北京只待了42天时间，便在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下，在一片石溃败，随即仓皇地逃出北京，并重新做起了流寇。次年，李自成逃窜至湖北九宫山，被当地民团击杀，终年40岁。随着李自成的被杀，大顺政权覆灭。

史料来源：《明史》、《明季北略》、《甲申核真略》、 《泰安县志》、 《怀陵流寇始终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