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冰期是指地球表面覆盖有大规模冰川的地质时期。地球在诞生至今的40多亿年历史中已先后经历了三大冰期：寒武纪晚期大冰期、石炭纪/二叠纪大冰期、第四纪大冰期。最短的大冰期持续时间都在几百万年以上。每次大冰期出现都会伴随物种的灭绝。除了大冰期之外还有小冰期：小冰期持续的时间一般一百至几百年。很显然这比持续几百万年的大冰期在时间上短得多，不过小冰期会发生得比较频繁。

自从有历史记录以来我国已先后经历过四次小冰期。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的中国气象史资料显示：历史上很多重大历史事故总是受气候环境的影响。传统的史书在记载王朝兴亡时多着眼于王朝政治形势的变迁，然而实际上很多王朝的兴衰沉浮背后其实都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经历的几次最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几乎都与小冰期或多或少有一定关系。

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第一次小冰期是在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第二次是从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第三次是从唐朝末年至北宋初年，第四次是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这其中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的第一次小冰期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所以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难以说清这次小冰期与商周之间的政治更迭有什么内在联系。第二次小冰期时代的异常气候使东汉末年成为了天灾频繁的时代。

恰逢当时东汉王朝已在长期的外戚、宦官争权夺利过程中被削弱，所以这时已缺乏足够动员能力的朝廷在救灾上表现得效率低下。河北巨鹿人张角趁机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发动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直接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各路地方割据势力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群雄并起，而东汉朝廷实际上已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期。

三国时代之后西晋王朝只维持了三十余年的短暂统一就在五胡乱华的冲击下走向了崩溃。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这405年间除了西晋曾维持过三十余年的短暂统一之外大多数时间华夏大地都处于分裂动荡状态。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经历一次空前的大灭绝：公元311年前刘曜攻入长安时关中地区的人口就一度锐减到只剩以前的1-2%。

中华文明的进程存在一条从北方黄河流域不断向南方长江流域发展的历史脉络：夏、商、周三个早期王朝的统治中心均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直到秦始皇混一华夏之时如今的长江以南的地区还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整个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极为缓慢的，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对江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也就是从这时起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基础。

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的士族百姓纷纷南迁。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建设之后到隋朝统一南北之时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只是基本接近于北方，如果真要比起来还是北方略占优势。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夕南北方之间的人口比例已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就是在这时中国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

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的扬州、四川的成都发展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工商业大都会，到了宋代南方经济就表现得更为强势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朝廷的赋税收入主要来自江南，历次科举考试中榜者也以江南士人最多。其实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几乎就是在历史上几次小冰期的影响下完成的。正是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小冰期间接引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

大约在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再次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冷迹象，这一气候变化因素成为了影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博弈的”上帝之手“。众所周知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标志之一，现在我们很多人一提起长城就会想到秦始皇。然而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长城其实大部分是明朝修建的，而秦汉时期的长城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要往北推进很多。东汉末年的吕布是五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西北）人。

这也就是说在当时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以定居农耕作为生活模式的汉人聚居之地。气候的变化使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开始逐渐南移，于是明代的长城就压缩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位置上，基本上北京就已处于农牧分界线附近了，而在秦汉时期乃至更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北京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地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就定都于北京，而燕国的疆域向北最远一直延伸到了辽东地区。

为什么唐代以后游牧民族开始强势崛起？为什么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一再失败？事实上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比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人更有力量。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小冰期出现在明朝中期至清朝中后期，因此这次小冰期被称为“明清小冰期”。明末清初恰好正处于小冰河期的峰值。小冰期的典型特点就是气温降低，但其带来的次生灾害才是最可怕的。

事实上明朝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与小冰期带来的次生灾害有关。在我们的地理课本中记载着淮河、秦岭一线是我国的南北分界线：一般来说这条线以南的地区冬季气温不会低于零度，而水通常是在零度左右才会凝结成冰。这也就是说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河流在冬季通常是不会结冰的。然而据当时的文献资料记载：长江曾在明清小冰期结冰长达一个月，洞庭湖在当时更是结冰厚达一尺。

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的人不妨回忆一下在自己有生之年可曾见过长江结冰？既然连长江这条南方大河都能结冰长达一个月，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在当年那种冷到刺骨的状态下老百姓的生活会有多艰苦。据《江南通志》记载：明孝宗在位期间有两年冬天发生的寒潮导致湖南的祁阳江水冻结、浙东余姚江水冻结。据《广东通志》记载：明武宗正德四年（1506年）的冬季广东潮州积雪厚达一尺。

下雪在今天的广东本身就是一件罕见的事，然而当年广东潮州的积雪竟能厚达一尺。据清朝叶梦珠《阅世编》记载：江西柑橘一直以来都是上贡给朝廷的。当地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种植柑橘并以此为生。然而在明清小冰期这段时间里橘树常被冻死，因此导致大量果农不敢再种橘树。这次明清小冰期除了除了因天气严寒导致大量百姓冻死冻伤之外更恐怖的是由于气候变化而带来的次生灾害。

“小冰期”引起了大旱灾的时常发生：现在一般推测明末的气候特征应该是比较寒冷干燥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崇祯皇帝登基后华北地区遭遇了持续四年的大旱。当时就连黄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现了断流现象。那些年华北地区的降水量下降了11%至47%，整个华北地区在那些年里几乎就是颗粒无收。

持续的旱灾又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蝗灾。在这种形势下粮食价格一涨再涨，而且有时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有些地区渐渐开始出现百姓易子而食的惨剧，而一些活不下去的百姓开始选择揭竿而起。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八年（1635年）全国就爆发了十三次大规模起义。这些起义所涉及的人数多达三十余万。除了揭竿而起之外老百姓剩下的活路可能就只有逃亡了。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既然老百姓找不着吃的，那么他们就只有到处逃亡，看看其他地方能不能找到吃的。还是由于气候的变化使明朝与蒙古大体上就以如今的长城一线作为持续博弈交锋的战线。如果我们暂时抛开明末这一特定时期不提，那么实际上整个有明一代两百余年最大的外患不是女真而是蒙古。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双方边境就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状态。

现在灾民们既然在自己老家找不到吃的，那么自然就有一部分华北地区的灾民涌入到与蒙古交界的地带讨生活。这些逃荒的难民在草原上将牧场开垦成农田，这就破坏了牧场的生态环境，生活在草原的老鼠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人与老鼠接触的机率随之大幅增加。据当地的地方志记载：崇祯六年山西兴县爆发鼠疫。当时的人不知道细菌学、病毒学，他们只是看到有人患病身亡。

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死的，恐慌的人群为躲避瘟疫开始逃亡，而这恰恰导致了瘟疫的进一步扩散。难民们面对着瘟疫与饥荒的双重折磨：他们一路走来遇到的几乎全是灾民，他们找不到任何吃的。灾民们在饥饿的折磨下开始饥不择食：他们挖掘老鼠藏在洞中的粮食为食，甚至直接捉住老鼠将其当成食物吃掉。这样做的结果毫无疑问只会使鼠疫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那个年代一则人们对这种病不了解，二则当时明王朝本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的李自成起义军和关外的后金虎视眈眈，朝廷内部党争持续不断。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在面对饥荒和瘟疫时反应相当迟缓。到了崇祯十四年鼠疫已蔓延到了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此后瘟疫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在瘟疫蔓延的十一年间当地的地方志记载道“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

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到北京：这年4月北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达到了上万人。据统计这场鼠疫导致20多万北京人死亡，而当时北京城一共也就只有80到100万人口。当时北京城的驻军中也有几乎一半染病身亡，而京城驻军的3万匹战马中在扛过瘟疫后还真正具备战斗力的不足一千匹，这直接削弱了明军的战斗力，仅仅一年后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这时等待李自成的北京城已是一座被鼠疫肆虐的“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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