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大儒、俗儒、腐儒、贱儒

荀子拜见秦昭王，想秦国推行儒学。秦昭王在位56年，是电视剧《芈月传》中芈月的儿子。荀子作为战国晚期的一代大儒，博学多才，但无论他怎么劝说，秦昭王对儒家就是不感兴趣，最后给荀子浇了一盆冷水：“儒学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吧。”

荀子在秦国推行儒学失败，倒是他的学生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在秦国大放异彩。不过，荀子早就有预感，认为虽然秦国政治清明，四代强盛，但其政治仍然难以达到理想的境界，究其原因，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儒者：“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大概认为秦国没有儒家，只信霸道，是不会长久的。可谓不幸而言中。

荀子晚年结合自己碰壁的经历提出了分儒的理论，写出《儒效》等文章，把儒者分为三六九等，认为儒者除俗儒、雅儒、大儒外，还有陋儒、散儒、腐儒等等，对儒学来了一次大清算。

一、陋儒、散儒

出自《劝学》篇。荀子认为，学习儒家经典，最有效的办法是听从名师指点，并且运用到礼仪实践中。那些既不尊崇良师，又脱离礼仪的书呆子，死抱着《诗》、《书》经典不放，知识杂乱无章，这种人即使皓首穷经一辈子，也难免成为“陋儒”。还有一种儒者，书读得多，脑子也快，但不讲规矩，就是“散儒”。

二、腐儒、贱儒与俗儒

腐儒出自《非相》，贱儒出自《非十二子》，俗儒出自《儒效》，这三种儒者含义比较接近。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指出，衣冠不整，言辞无味，模仿圣人的形貌的是子张一派的贱儒；肃穆庄重而缄默不语的是子夏一派的贱儒；谋食甚于谋道并以此为荣的是子游一派的贱儒：

“弟佗其冠，衶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可见，贱儒的特点有三：其一，东施效颦，过度关注衣冠打扮与形貌等外在修饰；其二明哲保身，不主动宣扬儒学真理；其三，先谋食后谋道，不耻为吃喝玩乐而折腰，既无志气，也无操守。

荀子批判的这三个人，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三个学派群体。子张、子夏和子游三人都是孔子的学生，《论语》中对他们三人的特点描述跟荀子所说基本一致。孔子对子张的评价是“过”和“辟”，即做人、做事有点走极端、偏激，荀子所说的子张氏之儒正是这样的形象。子夏和子游在孔门十哲中都以“文学”出名。子夏跟子张正好相反，为人务实，做事有“不及”的毛病，子游曾经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荀子对子夏氏儒者的批判应该跟这个有关，虽然做事踏踏实实，但格局不大。子游的格局倒是大，但轻视洒扫应对，多少有点不务实。

《非十二子》的“贱儒”与《儒效》的“俗儒”差不多。

“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此处的“逢衣浅带，解果其冠”与《非十二子》中的“弟佗其冠”的子张氏贱儒相对应；此处的“言议谈说”、“明不能别”与《非十二子》中的“嗛然而终日不言”子夏氏贱儒相对应；此处“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而“扬扬如也”与《非十二子》中“无廉耻而耆饮食”的子游氏之贱儒相对应。

另外，荀子在此处对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的评判与《非十二子》中对孟子和子思“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的论断并无二致。荀子认为子思和孟子一派只知道效法先王却不得要领，还洋洋自得，自以为是，他们的学说晦涩难懂，不合常理，却自称孔子真传，为害甚大。荀子对思孟儒学的批评是“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意思大概就是违背常识、神秘兮兮、解释不通。

荀子批判的俗儒和贱儒跟孔子说的“小人儒”比较相似。孔子在世的时候就告诫过弟子不要做小人儒，要做“君子儒”。可见，在儒家的队伍中俗儒从来都不乏其人，否则荀子也不会在两百来年后又重新批判他们。孔子一贯主张，“不知礼，无以立”、“君子喻于义”。在礼法方面，孔子对儒者的言谈举止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君子应该怎么说话、走路、吃饭、睡觉，甚至连神情、态度都有要求。在义利方面，孔子虽然不反对儒者追求物质财富，但他更强调君子要谋道，“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认为通过谋道去获取财富才是正当和稳妥的。由此来看，荀子对俗儒的批判都是符合孔子的精神的，换句话说，其实并没有超过和违背孔子的意思。

三、小儒、雅儒与大儒

小儒、雅儒和大儒均出自《儒效》，此三者是儒者较高的三种境界。其中，小儒是自制而正的，雅儒和大儒是自然而正的，只是雅儒较之大儒缺少了触类旁通、以一持万的能力。

“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 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

大儒效法先王，以礼义为纲领，统一制度，他们掌握了事物的基本原则，用来管理众多的事情，能做到井然有序，合乎法度。大儒和雅儒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不仅能做到言行符合“大法”，而且他们能将“大法”运用自如，从已知推出未知。

大儒其实就是荀子心目中的圣人，他在《儒效》开篇夸赞周公代政而没有人觉得他贪权，诛杀兄长而没有人觉得他暴戾，分封诸侯而没有人觉得他偏私，摄政和归政，周公从容自动地实现了文武功业和教化。《儒效》篇最后，荀子总结道：“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在他心目中，圣人也分得势和不得势两种，像是孔子和子弓（有三种说法，分别认为是冉雍字仲弓、子贡或馯子弘），就是“圣人之不得势者”，禹、舜则是“圣人之得势者”，后者是荀子心目中最理想的“圣王”。

四、荀子分儒的意义

荀子为什么分儒？这是因为时代的发展，政治、思想都发生了变化。荀子作为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倡导根据社会政治现实做出新的解释。荀子跟孔子隔了二百年多，他们面临的社会现实是非常不相同的。

从儒家内部来说，经过两百年多的发展、流变，儒学内部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弊病，许多儒者走了样。荀子的分儒，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也反映了儒家正在适应时代统一的大势。荀子将儒家的“法先王”改为“法后王”，与时俱进，力图建立了符合君主集权的的价值体系。

荀子的分儒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俗儒这一称谓也得到了沿用。据《汉书·元帝纪》记载，太子认为汉宣帝刑法苛重，劝父亲任用儒生，采用儒家仁爱的思想治国。汉宣帝立刻变脸，明确指出柔仁好儒是弊病，痛斥俗儒好古非今，不能与时俱进，只会把国家搞乱。

司马光评论说汉宣帝遇人不淑，遇见的是俗儒，是小人儒，而没有遇到真正的儒者。可见，司马光是赞同汉宣帝不对俗儒委以重任的。等到汉元帝即位，征用儒生委以重任，尽管他有先贤之风，仍然使汉宣帝时期造就的“中兴之治”渐渐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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