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肖易东

图1 杨贵妃画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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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在诗中描绘了驿卒千里迢迢赶到华清宫给杨贵妃送荔枝的场景，反映了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有资料表明杨贵妃很可能从小就喜欢吃荔枝，中唐人李肇所撰《唐国史补》云：“杨贵妃生于蜀，好嗜荔支。”那么这里就冒出了一个问题，要知道杨贵妃的父亲杨玄琰只是一个七品下的蜀州司户，俸禄并不高，生在四川的杨贵妃为什么会有荔枝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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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出乎大家预料，其实在唐朝时，四川是荔枝的主要产区之一。唐朝诗人张籍就写过《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说明当时在成都种植有大片的荔枝林。而且由于另一个荔枝主产区——岭南地区距离长安太远，荔枝在路上不易保存，所以李龙等学者推测送到长安给杨贵妃吃的荔枝主要产自四川。那么读者在这儿就会产生疑问了，既然唐代荔枝在四川种植这么普遍，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少听说四川的荔枝呢？

图2 唐朝荔枝三大产区：四川地区、福建地区和岭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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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到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问题了。1972年，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基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 证明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殷墟时代）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 ℃左右；在这以后, 年平均温度有2~3℃ 的摆动。其中汉、唐两代是比较温暖的时代，在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唐代国都长安甚至无雪无冰。总的来说，我国近五千年整体气候变迁有逐渐变冷变干的趋势，而且这种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四川在唐代之所以可以大范围种植荔枝，就是因为当时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其实现在四川也有一小部分地区可以种植荔枝，但其规模和名气已经大不如前。

图3 一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实线)与五千年来中国温度 (虚线) 变迁

图4 秦汉以来中国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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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对气候变化都是非常敏感的。每当气候转入寒冷时，对农耕民族而言，耕地粮食会减产，而粮食产量的减少将会导致饥荒、税收减少和国家力量的削弱；对游牧民族而言，草原植被会变得更加稀少，放牧变得愈发艰难，因此他们为了生存也更倾向于南下入侵中原王朝。所以每到气候的寒冷期，社会就更容易不稳定，就更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和民族迁徙。有学者对中国唐末到清朝的战争、社会动乱和社会变迁进行了系统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寒冷期战争率显著高于温暖期，70%~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动乱都发生在气候的寒冷期。

表1 唐末到清朝期间气候与战争, 朝代更替和全国动乱的关系[9]

由于近五千年来气候逐渐变冷变干的趋势，北方由温暖转向寒冷，而南方由湿热的“瘴疠之地”变得更加适宜居住，因此人口逐渐南迁，农业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在宋代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还在北方，到了南宋基本已经转到南方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游牧民族政权逐渐南下，距离中原王朝的政权界线越来越远。

表2 中国历代游牧民族疆域南界纬度变化表

不过尽管诸多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古代的生产发展和朝代兴衰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正如著名气象学家张德二先生所言：“中国朝代兴衰更替，气候条件是有重要影响的，但它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要避免陷入气候决定论”。比如明清两代总体处于较寒冷的“小冰期”气候背景，但仍然出现了像洪宣盛世和康乾盛世这样的国富民强的繁盛时期，说明气候背景和社会发展不一定完全对应。中国朝代的兴衰更替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气候因素所起的作用，固然不能忽视，但也不必过分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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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产生这样一个疑惑：既然唐代的温度比现在要高一两度，而且唐朝因此好像还发展得更好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对当前的全球升温这么敏感呢？等温度上去之后，我们不就回到唐朝了吗？小编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或许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恢复汉唐盛世的梦想，可即便我们在气温上接近了唐朝，由于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唐朝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从农业文明走向了工业文明，所以升高一两度的温暖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生产力的大幅进步，社会经济水平自然也不会因此有显著提升。而且现在相当数量的人口和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都集中在沿海，一旦温度大幅升高造成南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大气环流重组和极端天气频繁出现等诸多问题，对我们而言很可能弊大于利。所以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政府做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决策，在此也祝愿祖国能够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参考文献

[1] 李肇. 唐国史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19.
[2]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邹蓝.杨贵妃的荔枝来自四川盆地[J].贵阳文史,2017(06):93-94.

​[4] 李龙,蔡东洲.杨贵妃所嗜荔枝贡地考辨[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05):86-90.

​[5] 张生.中国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及其贡地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34(01):98-107.

​[6]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02):168-189.

​[7] 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及其应对的启示[J].地球科学进展,2014,29(01):23-29.

​[8] 山克强：《历史朝代兴替的气候冷暖变化背景》，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地质大学，2010 年版

​[9] 章典,詹志勇,林初升,何元庆,李峰.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J].科学通报,2004(23):2468-2474.

​[10] 蓝勇.“南水北调”与“北人南迁”的历史地理背景[J].天府新论,2007(06):122-126.

​[11] 郑菲. 不要简单放大气候因素的影响[EB/OL], https://scjg.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CQXB201102160030&dbcode=CCND&dbname=CCND2011&v=,2011-02-16.

​[12] 魏柱灯,方修琦,苏筠.过去2000年中国的气候变化、财政周期与朝代更迭[J].第四纪研究,2020,40(05):1180-1192.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科院地质地球所”。编辑：万鹏；美编：许宏玺；校对：张腾飞、姜雪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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