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制之废除，只在朝夕之间便可完成，要想恢复，则至少需要百年。”这是一位老先生的感慨。“五四”以降，科举被认为是落后挨打、人才萧条、科技落后的主因，但事实是，一千多年的科举制，造就出无数俊杰，不仅有白居易、刘禹锡、王安石、苏轼等伟大诗人与政治家，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等科学家，直到晚清，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才皆从科举中来。

当然，科举制度到后期确实出现了选题过窄、禁锢思想、选拔不公、鼓励官本位等弊端，但这并不是科举制度内生的问题，而是专制主义的结果，将整个系统设计的缺失全归罪于分系统，至少有欠公允。

有趣的是，虽然近代以来，国人对科举制度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是，它在西方却颇有口碑，甚至成为英国现代文官选拔制度的蓝本。科举制度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故唐宋之后，贵族阶层渐次崩溃，世家大族很难长期把持权力，出现了“古今将相，出身卑贱者多”的局面。

一个外国学者曾说，中国古代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因为官员毕竟要通过考试，在普遍不公正的大背景下，至少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通道。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从隋唐起，直至清末，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东亚各国学子来中国赶考：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主导，长期处在东亚文化的中心地位。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科举制产生之初，就有不少周边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在唐代的国学中，“四方儒士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句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一些高句丽、新罗学生在中国成为宾贡进士。倭国（今日本）阿倍仲麻吕留中国前后五十年，吉备真备来唐留学，归国任大学助教为东宫师。

在宋代，高丽（在今朝鲜半岛）继续派遣学生以“宾贡”的名义来到宋朝的太学学习。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有的回国，有的就在宋朝做官。元代开设科举后，高丽士人投考，要在本地参加征东行省的乡试，再到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

明朝时，周边国家如朝鲜、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也有一些学生来到中国读书，并且参加科举考试。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高丽生三人参加了考试，其中金涛登三甲第五名，三人都以不通华言请求回国，后来金涛成了高丽的国相。此后交阯进士黎庸、阮勒、阮文英、王京、陈儒都曾中进士，并在中国做官，陈儒做到右都御史那样的高官。

科考制度被各国效仿：新罗、高丽、日本、交阯学习中国，在本国也举行了科举。在唐代早期，日本在学习中国各项制度的同时，也模仿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日本中枢机构设有式部，其职责之一就是“策试贡人”。《养老令》中的《选叙令》规定，“凡秀才，取博学高才者；明经取学通二经者；进士取明闲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明法取通达律令者。皆须方正清循，名实相副。”《养老令》中的《考课令》，更加明确地规定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的考试内容和评定标准。与唐朝不同的是，日本进士科渐渐式微，秀才科日盛。而且由于考生多来自大学寮，而大学寮又多由贵族把持，科举渐渐失去平等的意义。到了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日本就不再实行科举了。

在今天朝鲜半岛上，新罗王朝于元圣四年（公元788年）“始定读书出身科”，或称“读书三品科”，这是模仿唐朝科举的明经科而形成的一种制度。

其后，高丽王朝于光宗九年（公元958年）决定正式实行科举。其制，常科，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三礼、三传；制科，由王亲试诗、赋、颂、策等。

高丽王朝后期（即公元1314年），仿效中国元朝，规定明经进士科考试《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并且要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后来又规定了乡试、会试、殿试三场制。

在朝鲜（今朝鲜半岛）李朝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全面实行科举制。其制三年一试，有乡试、会试、殿试；中试者有解元、会元，分一二三甲，有状元、榜眼、探花之称。

朝鲜科举还有武科，武科考技击、兵书，还要考“四书、五经”等等。朝鲜还设有杂科，有译科，译语有汉学、蒙学、女真学、倭学，还有医科、律科、阴阳科。此外，户曹有算学取士，图画院有画员取士，昭格署有道流，掌乐院有乐生、乐工取士，反映出鲜明的特点。

交阯首开科举是在相当于北宋时期的李朝。其后在相当于明朝时期的陈朝、胡朝、黎朝、莫朝，相当于清朝时期的黎朝、西山朝、阮朝一直都实行科举制度。

交阯废科举比中国还晚，最后一科在阮朝启定四年（公元1919年），那是在中国清代废除科举之后十四年了。在考试程序上，与中国大体相同。不同朝代有不同科目，如进士科、鸿辞科、士旺科、选举科、东阁科等等。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多数情况是三年一试。也有状元、榜眼、探花等名目。考试内容，有儒学的四书、五经，也有本国的典籍。其文体，有诏、诰、表，有骈文，诗则为唐律体，赋则为古体。

科举为何被妖魔化：清室的维新和预备立宪没能挽救它的灭亡，科举成了它的殉葬品。虽然在科举废除后，新设的学堂还曾授予其毕业生举人、进士等学位，但如同回光返照，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国人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因而变得越来越激进。衰弱的国力和与列强争胜之心，使人们再次把矛头指向传统文化。人们认定，只有彻底打破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彻底学习西方，中华才可以自强。旧文化、旧制度再次成了批判的对象。

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科举制成了重要的靶子，八股文变得臭不可闻，它与鸦片、小脚、辫子一起被作为垃圾彻底扔掉。尽管这时还有一些学者，坚守着不新不旧之学问，甚或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偶尔为传统文化唱唱赞歌，但没有任何人提到科举制，更不要说八股文了。它们已从中国文化体系中被彻底抹去。

然而，在与中国完全不同文化体系的欧洲，对中国科举的看法有完全不同的视角。

早在明朝末年，当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时，曾经对中国的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在给欧洲人信件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甚至提到了八股文。公元1621年，在英国出版的伯顿的《忧郁症的解剖》，在讲述中国的科举制度时，说道：“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

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详细地记录了科举的全过程，并且评论道：“从学生头次赴考，直到最后考取博士，是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因为学位和职位带来的名利，都取决于这些考试。”他的言说背景是针对欧洲世袭的贵族特权和教会神权的权威。在中国，人的能力是决定性的。一切荣誉利益都从个人能力的平等竞争中得来。因此，西人几乎无例外地认为科举是最公正、最平等的选才方式。

晚清来华的美国人丁韪良，甚至将其与民主联系起来：“有什么能比像这样以提供全体‘公平机会的鼓励’更真正民主的呢？中国这种真正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国中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

这种平等与民主正是西方中世纪所没有的。因此，一旦了解了中国的科举暨文官制度，西方思想界便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种平等的“中国精神”成为西方一系列启蒙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的理论武器，在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形成一股倾心中国文明的潮流。通过他们，中国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历史进程。

公元1868年10月，丁韪良在一演讲中赞扬了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发明后，说：“如果我们采用中国测试候选者能力的办法，来选拔最优秀的人任政府公职，那必将对我们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将大于那些技术方面的发明。”我们有理由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第五大发明”。

他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拔取真才的制度。”

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发源国，为世界现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典范，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华帝国长期充满活力，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科举制被重新提起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激进主义的退潮和中国经济的崛起，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必然。

与改革开放随之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和普遍的道德缺失，在全球化中民族身份的迷失，都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开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兴起一轮重建国学的热潮。很自然地，科举制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科举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

近代以来，中华学人为自强图存，主动吸纳西学，丰富了中华文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形成了一股否定国学、抛弃国学的文化激进主义。中华文化被强行纳入西学框架体系，或者被解构割裂得七零八落，失去了独立性、主体性。我们的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无不是在西学体系下的重新组建。中华自身的学术体系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的固有面貌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被淹没而得不到彰显。

今天，复原中国科举制度的完整面貌，理性地辨析其成败得失，以更好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其时也。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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