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以前，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先秦、两汉时代的诸子之学【重在社会变革，“拨乱世，反之正”】。第二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玄学和佛学【重在人性之善恶，人善则社会善，人恶则社会恶】。第三期为宋、元、明时代的理学【重在个人之修养，而社会则客观合理存在】。这三期，恰是一个正、反、合【《中国通史》，吕思勉著】。”

纵观历史，余深以为然，且从细处论，上文提到的王莽之“祸”，即是中国文化由第一期转至第二期之根本原因，而第三期宋明理学之兴而盛，则是宋儒在第一期即先秦、两汉儒学【抑或百家】之基础上，融合第二期玄、佛两学，顺势应世之结果。

然，宋之立国，一者承五代之乱，已是内积民生贫弱之苦，外遗辽夏并峙之患；二者其多沿袭五代之政制，且朝堂几无推行新政改制之臣，而乡野却多有唐代禅宗佛学之风。是以，宋初之儒学实处于“有为【拨乱世，反之正】之时，却无人为之”之阶段。且相较先秦、两汉、两宋之儒学思想，诚亦有其根本上之不同或转变。

如先秦，天下未一，孔孟乃至诸子，不仅有“拨乱世、反之正”之天下抱负，更有其实际行动，甚者更有“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之态度，其所为之目的全在于“平天下”；而秦汉一统、王命归一后，董生之辈推行君权神授论，此说与其是让“平天下”之权力于天，倒不如说是让于了王权，即天下之兴亡、王朝之更迭非人力可为，而是由天子一人之言行决定；及两宋甚或及范仲淹之庆历变法、王安石之熙宁变法相继失败后，诸儒或已完全屈从于了王权抑或是现实，彻底转变了以往“拨乱世，反之正”之以天下为己任之使命感，其所为，进思天下以求其政功者少，而退修其身、为其学、授其业，翼图以讲学重塑社会士人之风气、继而影响政治者众。

不过，幸甚的是，渐而久之，此风却形成了以孔孟儒学为主，兼采汉唐道佛之精华，于中国思想史占有一席之地的理学，先后有周敦颐【理学鼻祖】、张载【关派】、程颢、程颐【洛派，师承周敦颐】、陆九渊【心学鼻祖】、朱熹【理学之集大成者】、王守仁【心学】等各成其理学思想，其繁荣直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势，且因此，儒学复又兴而盛。如《宋元公案》即有誉言：“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程颢、程颐】嗣之，又复横渠【张载】清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现细论理学，按前人之见，其分为两派，一曰理学，代表者，程朱【即程颢、程颐、朱熹】是也；二曰心学，代表者，陆王【即陆九渊、王守仁】是也。两者之不同，前者格于物而求理于外，后者知于行而求理于心【或换言之，前者趋于理性，而后者则趋于感性】。要说两者诚缺其一而不可【偏尚前者而失之后者，则难免会有迂腐、条框等流弊；相反，则难免又会有“虚玄而荡，情识而肆”等流弊】，但事实却是理学只得行其道于宋明，及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后，又只是心学独行于明清。

人说：宋之亡，亡于理学之流弊；而明之亡，则亡于心学之流弊。观历史过往，或不无其道理。如宋，诸儒或文人多以一己之道德为标准苛求他人，若非我同者，即口诛笔伐，各不相让，即便如哲宗折柳之小事，程颐亦谏之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此实与孟子进谏齐宣王之“好色、好货、好勇”有云泥之别。又如宋明两朝，以规规小儒而夸夸其文者、“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者，不胜其数，而能见危授命者却鲜于道矣。真可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至此，孔孟之原本正宗的儒家思想或被阉割【如汉武帝、明太祖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被掺杂【如汉唐道佛】，甚或被取代【如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之说】，已然面目全非，剩下的不过是尚为统治者所用，为其工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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