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跟战国区别还是挺大的，能在春秋称霸、并不意味着能在战国称雄。像越国这种本来就很有水分的“霸主”，在战国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下去也就不奇怪了。

所谓的春秋霸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唯我独尊、具备横扫天下实力的超级强国。起初，所谓的“霸”，能够替周天子行使部分职能：对北反击游牧部落的侵略，即所谓的“攘夷”；对南对抗咄咄逼人的楚国，维护周王室分封制度的尊严。对内，诸侯国之间起了争执、冲突，可以寻求霸主的仲裁、调节；参与尊奉霸主的诸侯国，一旦国内出现试图威胁君权的乱臣贼子，也能享受到霸主带人帮助平叛的待遇。

因此，起初齐、晋称霸的过程，其实也伴随着华夏文明的不断扩张、传播；以至于到了春秋中后期，起先被视为“蛮夷”的南方楚、吴、越等国，也逐渐加入到这个进程中，希望以成为霸主这种形式、获得华夏文明圈传统诸侯的认可。

因此，能够成为霸主的，并不单单依仗武力，还得能代表当时华夏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准，能够以信义、以德服人。

而吴、越的崛起，则是抓住了权力空档期的成果。到了春秋晚期，经过持续数百年的对抗与博弈，曾经强盛无比、综合实力遥遥领先一众诸侯的齐、晋、楚等大国都面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衰落期。原本在史书中几乎没什么记载、远离中原文明的吴、越两国开始崭露头角。

晋、楚争霸后期，为了缓解自身压力，晋国采取了“联吴制楚”的策略，扶持吴国发展、以其分散楚国的精力。抓住这个历史风口，吴国强势实现了军事崛起，甚至创下了攻占郢都的辉煌战绩。

在成功跻身列强后，吴国就对霸主之位发起了冲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吴王夫差甚至在击败越国后、放了杀父仇人勾践一马，其一是为了向各国展示自己“点到即止”、重公义轻私仇的高尚品德，其二也是为了抽身往北、集中精力问鼎中原。

但这一战略目标远远超过了吴国的硬实力。作为东南小国，当时的吴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水平都远远无法与中原列强相比，它虽然一度势头凶猛，一是以举全国之力发展军事为代价，二是抓住了中原列强内部问题不断的契机。

到了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夫差趁着齐景公死后政治动荡的机会，两次出兵伐齐均获得成功，随后在齐地黄池大会诸侯，距离霸主之位仅有一步之遥。

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些年吴国集中精力北上，其实背后有越国蓄意鼓动的功劳。越王勾践曾经差点命丧会稽山、正以俯首称臣为代价卧薪尝胆，他明白，鼓励夫差的称霸野心，既能消耗吴国本就可怜的国力，还能转移夫差的视线、为越国的发展争取机会。因此，他一边猛拍夫差的马屁，出人出钱帮其争霸；同时还暗中联络中原诸侯，以期最大程度地孤立吴国。

直到黄池会盟期间，越国突然从背后发动了袭击。正与晋国争当霸主的夫差底气不足，只能将霸主之名拱手相让，扭头专心对付勾践。

然而，此时的吴国在外交、国力方面都大受削弱，而越国已然强大起来，经过勾践近十年的持续攻击，吴国彻底灭亡、夫差羞愧自尽而死。

虽然被称为春秋最后一位霸主，但越王勾践的崛起，其实比吴国更加“投机”，若不是成功利用了夫差的雄心壮志，以越国的实力很难有报仇雪恨的机会。

对此，勾践也心知肚明，因此他与夫差反其道而行：他对外采取低调而柔和的政策，主动向周王室纳贡、换取官方的认可；他还将吴国从别国夺走的土地归还，以此获取对方的支持；对内则积极清理内政，稳定统治，避免重蹈吴国的覆辙。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与春秋时不同，此时的列强不再以称霸这种虚名为奋斗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你死我活的吞并；战争也不再是点到即止、体现霸权，而是本着消耗对方有生力量的原始目标。为此，各国纷纷推动了富国强兵、加强集权的改革，为了适应新时代的残酷搏杀积极准备。

但此时的越国却仿佛从史书中消失了百余年，这只能证明，相对于其他列强，它并没有什么与时俱进的改革举措，不值得史书一提。

直到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时任越王无疆也许想重振雄风，决定像当初的夫差那样主动找齐国下手。但他并不明白面对的齐国有多强大——七年前，齐国在马陵之战彻底打崩了魏国主力，将战国首个最强国拉下马。此时，听说越国想找自己的茬，齐威王甚至不想耗费什么精力，仅仅派出使者，就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将祸水西引、说动无疆转而攻打楚国。

宛如井底之蛙的越王，随之遭到了降维式的打击，楚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他，并且势如破竹发起反击，越国瞬时土崩瓦解，王室贵族都争抢着自立为王，还有的人自封国君，散居在海边，向楚国俯首称臣。

至此，越国形同灭亡，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曾经的春秋霸主，在战国时竟然压根撑不过一回合，两个时代的区别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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