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人口迁徙”，我们总会下意识地想到“闯关东”、“走西口” 和“下南洋”（拓展阅读：“闯关东”：华北贫苦百姓的血泪漂流史）。

实际上，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人口迁徙活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影响力更深远，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游牧民族的迁徙都具备哪些特点？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回鹘具装骑兵想象图

1）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方向

简单地说，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主要有两大趋势，即“西迁”和“南下”。

“西迁”民族，主要有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谷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民族。他们或举族流动迁徙，或部分流动迁徙。其中，以匈奴、突厥等为代表的部分游牧部众，一度远迁至海外诸国繁衍生息了下来。

“南下”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蒙古等民族。不过，尽管各民族“南下”的流动较为频繁，但很少存在举族迁徙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迁徙至内地的游牧人众，基本都与北方汉族或其他民族“融为一体”。

6世纪-7世纪初期的突厥汗国

2）“西迁”的几个代表民族

纵观中国历史，“西迁”民族的代表，主要有大月氏、北匈奴、吐谷浑等民族。

1）月氏

在匈奴崛起之前，月氏人主要生活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一带，在史书中也被记为“月支”、“禺氏”、“禺知”。

公元前2世纪，势力强大的月氏，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一起，对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形成了“夹击之势”。迫于形势，匈奴头曼单于一度将自己的儿子冒顿送至月氏，“担当人质”。

公元前1世纪的西域诸国

公元前206年左右，匈奴冒顿单于（？—前174）率军击败月氏，大部分月氏部众不得不从故地（甘肃西部）西迁至新疆东部地区。

大约在公元前176年左右，匈奴军队再次击败月氏，迫使对方不得不二次西迁。

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前161，冒顿单于之子）第三次击败月氏，并全面掌控了整个西域地区，溃散的月氏部众不得不第三次西迁（拓展阅读：数据概览：为什么说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学界认为，迁徙至伊犁河流域的月氏部众，即史书中的“大月氏”；选择留守“进入南山”的月氏部众，即史书中的“小月氏“。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月氏逐渐与当地其他民族融为一体。

匈奴故地

公元前161年左右，与大月氏有着杀父之仇的乌孙王猎骄靡（生卒年不详），在击败大月氏后，决定率部留居于伊犁河流域。

一小部分选择“留守”的大月氏部众，决定向乌孙“臣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与当地其他民族融为一体。

选择离开伊犁河流域的大部分大月氏部众，再一次向西南方向迁徙。他们经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越过锡尔河后，到达今河中地区，“遂都妫水（今阿姆河）北，为王庭”。

在公元20年左右，他们越过阿姆河﹐“西击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而臣之”﹐并以巴克特拉（阿富汗巴尔赫）为都城，使之成为“属国”。据史料记载，“（大月氏）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地肥饶，志安乐”。换言之，离开了“中国故地”的大月氏，俨然成为了“中亚一霸”。

汉武帝时期的大月氏

大约在公元24至25年左右，身为大月氏五大翕侯（xī hòu，月氏官名）之一的贵霜翕侯丘就却（？—75？），统一了大月氏诸部，最终建立了贵霜王国。在鼎盛时期，贵霜王国西起伊朗边境，东至恒河中游，北起锡尔河、葱岭、南至纳巴达河，一度被视为与汉朝、古罗马、安息（帕提亚帝国）并列的“欧亚四大强国”之一。

进入公元3世纪，贵霜王国日期衰弱，并分裂为若干个小国。到了公元4世纪，东印度的笈多帝国（320？—540？）兴起，位于西北印度的贵霜诸王公的残余势力，处于笈多帝国的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北方嚈哒（yàn dā，即“白匈奴”）的持续攻击，更让本就风雨飘摇的贵霜王国濒临崩溃。一般认为，大月氏在大夏（阿富汗境内）的最后一个残余小国，在公元425年为其所灭。

巅峰时期的贵霜王国

2）匈奴

战国时期，匈奴人主要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秦汉之际，统一匈奴各部的冒顿单于，统治着大漠南北的广袤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西域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

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其中，南下归附的被称为“南匈奴“，留居漠北的被称为“北匈奴”。公元89年，北匈奴被东汉和南匈奴组成的联军击败。两年后，北匈奴遭受最后一击，“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换言之，他们彻底从中国史书中消失了。

“勒石燕然”碑刻

原则上，北匈奴残余只能往西迁徙。学界认为，他们西迁的第一站，即乌孙（国）部众的驻牧之地——伊犁河流域，留居时间约为91—160年。

公元160年，北匈奴的大部分部众选择二度西迁。其中，选择“留守”的一部分部众，与当地的乌孙人、高车人同化融合，并共同建立了“悦般（pan）国”。

南北朝时期， 悦般国是西域不可小觑的豪强之一。《北史·西域传》记载，“（悦般国）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嚈哒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他们一开始与柔然汗国交好，但不久便反目成仇。最终，他们选择与北魏结为盟友，并一直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外交关系。

魏西戎校尉府 焉耆镇 北凉 龟兹 于阗 疏勒 乌孙 悦般等国（南北朝）

北匈奴西迁的第二站，即位于中亚的康居地区，留居时间约为160—260年。

据《后汉书》记载，康居国的西南都城与安息相邻，东南与贵霜王朝接壤，北部的奄蔡国和严国为其“属国”。一言概之，当时的康居国，也算得上中亚豪强之一。

遗憾的是，因为缺乏相关的史料记载，他们在康居的具体活动，成为了“历史之谜”（拓展阅读：“黄祸”缘起：横扫欧洲的阿提拉，是不是匈奴后人？）。

汉武帝时期的康居

3）吐谷浑

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其先祖最早游牧于今内蒙古的西拉木伦河（内蒙古赤峰市）一带。“吐谷浑”原为人名，即鲜卑慕容氏单于慕容涉归（？—283）的庶长子慕容吐谷浑（245？—317？），治下大约有1700户。

西拉木伦河

慕容涉归去世后，嫡子慕容廆（269—333，前燕奠基人）成为新的单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慕容廆与慕容吐谷浑的关系日渐疏离。

公元283年，慕容吐谷浑率所部1700户西迁至阴山一带（内蒙古）。大约在313年左右，他又率部从阴山南下，最终到达袍罕（甘肃省临夏市）后“自为君长”。

公元317年，慕容吐谷浑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其长子慕容吐延即位。公元329年，慕容吐延被羌人首领姜聪刺死。临终前，他嘱咐长子叶延“速去保白兰（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缘）”。

叶延即位后，在沙州（青海贵南县穆克滩一带）建立了以慕克川为中心的地方政权。他以祖父吐谷浑为为姓、族姓及国号，并设置了司马、长史等官职。换言之，“吐谷浑”从人名“升级”为姓氏、族名和国号。

梁 东魏 西魏和吐谷浑等国（546年）

时光荏苒，到了到5世纪中叶，吐谷浑已成长为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强大地方政权。隋朝统一中原后，双方时战时和，吐谷浑的领地也一度被隋军攻陷。

唐朝初期，双方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外交关系。公元635年，吐谷浑被唐军击败，分裂为东西两部。其中，西部以鄯善为中心，后归附吐蕃；东部居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共和县铁卜卡古城），归附唐朝，与唐结成“舅甥之国”。

公元663年，吐蕃出兵灭亡吐谷浑，吐谷浑末代统治者诺曷钵（？－688）率领残部逃到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

安史之乱（755—763）爆发后，盘踞于河西和灵州一带的吐谷浑人，一部分加入唐军，另一部分在吐蕃的进逼下，东迁至盐州（陕西定边县）、庆州（甘肃庆阳县）和夏州朔方县（陕西靖边县东）等地。进入12世纪，部分河东吐谷浑人重返甘青故地，逐步融合于当地的各民族当中。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前室壁画——牵马迎宾图

3）“南下”民族的代表

“南下”游牧民族的代表，无疑是乌桓。乌桓是东胡系统的民族之一，秦汉之际活动于饶乐水（西拉木伦河）一带。汉朝初期，东胡被匈奴击败，部众离散。其中，一部分退至乌桓山（大兴安岭山脉南端）一带，并以“乌桓”自居。

公元前119年，汉朝在击败匈奴之后，将乌桓部众迁移到上谷（河北省怀来县东南）、渔阳（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辽宁凌源西南）、辽西（辽宁义县西）、辽东（辽阳市城区）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

公元49年，乌桓乘“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之机，南迁至今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与中部以及内蒙古河套一带。

西汉时期的乌桓

公元206年，曹操亲自率军讨伐乌桓。《后汉书-乌桓传》记载，“（曹操）首虏二十余万人”。得胜之后，曹操将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的乌桓部众，迁至邺城附近诸郡或蓟县（北京市西南）、晋阳（山西省太原市西南）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融合于汉、鲜卑、铁勒等民族当中。

《观沧海》主题绘作

4）北方民族迁徙的两个特点

总的来说，这些民族的流动迁徙，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迁徙跨度大

要论跨度之巨，无疑是北匈奴的西迁。他们从蒙古高原出发，途径伊犁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甚至最远落脚于多瑙河流域（当然，匈人是否是匈奴后裔，还有待商榷）。

除了北匈奴和月氏、吐谷浑之外，作为西突厥别部的沙陀，迁徙跨度也很大。沙陀原本居于金娑山（新疆博格多山或尼赤金山）以南，巴里坤湖以东地区（位于新疆东北一带）。

贞观年间（627—649），不断有沙陀首领率部众归附唐朝。安史之乱后，沙陀先依附回鹘汗国（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回鹘人是谁？），后又依附于吐蕃（拓展阅读：吐蕃的“唐朝印象”：中原汉人在西藏的魔幻漂流）。

（沙陀）沙陀人画像

公元808年，沙陀首领朱邪为吐蕃所败，其子朱邪执宜率余部近万人到达灵州（宁夏灵武）后归附唐朝。

唐朝将他们安置在盐州（陕西定边）后，除了委任朱邪执宜担任阴山都督府“兵马使”一职外，还“为市牛羊，广其畜牧，善抚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流散在各处的沙陀部众相继前来投奔。

不久，唐朝以“虑其反复”为由，强制将他们迁徙到了河东地区。时任河东节度使范希朝“选其骁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使以统之，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山西忻县一带）”。至于朱邪执宜与麾下部众，被安置在神武川的黄花堆（山西山阴东北），即“阴山北沙陀”。

一言概之，原本居住于新疆的沙陀，经甘肃，过宁夏，转陕西，最后抵达山西，迁徙跨度同样很大（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

五代后唐、后晋、后汉的建立者李存勖、石敬瑭和刘知远，都是沙陀人

2）迁徙难度高

客观地说，这些民族大迁徙，大部分都是被动的。受限于内乱、自然灾害或外敌入侵等极端情况，整个迁徙过程都是比较艰难的。

以突厥为例，公元648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在乙毗射匮可汗“遣兵追逐”、“不常厥居” 的情况下，“率（领）其部落内属”（拓展阅读：一文概述：突厥汗国的前世今生）

阙特勤碑

另外，这些民族的大迁徙，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比如乌孙一开始从河西走廊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好来又西迁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南北朝时期再次西迁到葱岭一带。大月氏也是先从甘肃西迁至新疆，然后迁到中亚阿姆河流域。

丝绸之路示意图

5）结语

实际上，关于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问题，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未解之谜”。比如，史书中的“匈奴”和西方史料中的“匈人”，具体有着什么样的渊源？这些游牧民族在迁徙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这些“未解之谜”一定会有所突破，一些认知上的分歧也会进一步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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