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街头的民众，埃及尔拍摄于1844年。

耆英肖像照

广州，史上的那些个第一

现如今是个全民图像狂欢的时代。据说，全球每年拍摄的照片，超过2500亿张，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照相这技术传入中国的最初，并不让人愉快。摄影史学者、《东方照相记》一书的作者南无哀说，“鸦片战争是摄影术侵入中国的引路人”——1844年，法国拉萼尼使团访华，强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的清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谈判间隙，使团的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将中方代表、两广总督耆英叫住，拍下中国大陆的第一张照片。镜头里，是耆英的正面像。

埃及尔后来回忆说，当耆英看到他的照片时，很是惊奇，“然后望着我，挥手喊道：多谢！多谢！”

最早一批中国影像记录了广州等地景象

人类对光影成像技术的迷恋由来已久。研究者彭婧、朱文涛言，光学成像原理最早的记录，见于公元前400年中国的思想家墨子，及公元前330年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19世纪30年代，巴黎的达盖尔和伦敦的塔尔博特都利用银化物与光的化学反应生成了图像，并于1839年先后宣布自己发明了摄影术。

身为法国财政贸易部代表的于勒·埃及尔和传教士南格禄，应该是至今最早来中国拍摄照片的外国人。他们坐着拉萼尼的战舰来华。埃及尔的随身行李中，有一只大木箱，装着一架笨重的银版照相机。除了给耆英拍照，埃及尔还在澳门和广州附近拍摄了大量照片。目前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里的，还有37张。根据他本人亲手写的文字说明等资料，研究者们甄别出了大约31张的内容。除9幅有关澳门外，其余皆为有关广州的作品。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外国商馆、羊城风貌、海山仙馆和人物照片四个方面。

据说因时间久远及当时摄影技术不成熟，埃及尔拍摄的这批中国影像画面已基本褪去，只保留下一些灰色的层次和轮廓。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较为清晰的影像，基本上都是在原作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还原的。埃及尔拍摄的这批照片，是迄今为止已发现存世的最早中国影像，这些影像开创了中国摄影的历史。

学者章文钦、管亚东曾对这批照片进行过梳理和探讨，从中我们可以复原173年前一段重要历史中的珍贵细节。

拉萼尼使团在广州期间，住在十三行商馆区。埃及尔在这里靖远街的南段，拍下了包括美国馆、新英国馆的六座商馆。他还喜欢爬上商馆后座的屋顶，以更开阔的视野，自北向南进行拍摄，“照片上珠江如练，帆樯梭织；花园中树木葱茏，生机盎然。商馆的金字形屋顶或一式横向，井然有序；或纵横相向，错落有致”。从照片上还能看到，同文街、靖远街、新豆栏等一部分行外商人（与“行商”相对——记者注）的屋顶上，建有东方式的小平台，可以在日落晚凉时分，在这里享受清新的空气，看到街坊邻里发生的各种事情。

章文钦等指出，现在有关商馆的图像资料中，外销画比较多，照片少；对商馆正面描绘得多，其他角度和部分少。这些照片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

海山仙馆旧时位于广州城西，珠江岸边泮塘与荔枝湾之间。风廊水榭，绵亘十里。这里也是当时广东官吏和钦差大臣会见各国公使、领事之地。埃及尔在《黄埔条约》谈判期间，在澳门认识了担任耆英的谈判代表的园主潘仕成。使团来到广州后，潘仕成于11月21日邀请埃及尔带上照相机，到园中做客。埃及尔随即为这座道光、咸丰年间岭南第一名园，留下了三张照片，从中可以看到主楼及其周边附属建筑、湖榭等的美丽景观。根据埃及尔的日记，他应该还给潘家老小拍了照片。

耆英肖像照成为中国第一张照片

研究者李莉、关晓武认为，耆英对摄影术表现出的接受态度，对于摄影在中国推广作用很大。1843年，耆英在和英国人璞鼎查打交道时，曾接受了对方赠予的本人及妻女的照片，从此他认为，赠送肖像是外交场合中不可缺少的礼节。在同拉萼尼谈判期间，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四国官员向他索取“小照”，他很快将埃及尔给自己拍摄的一式四份“小照”分赠。之后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请奴才小照，均经给予。”

实际上，埃及尔在广州期间也曾为不少人拍照，比如当时的粤海关监督，又如一位“满人将军”和作为耆英谈判代表的赵长麟等，还拍摄了若干广州人家的家人、保姆。他还拍下了广州一条街上的一群人：一个老妇人提着鸡笼，一个少年将辫子盘在头上，另外两个人头戴斗笠，一个扛着扁担，一个徒手，侧着身子走路，四个人都光着脚。他曾记录自己“一天换了十到十二张板（指摄影银版），累得精疲力竭”。而他和他的照相机很快便成了“满城传说的奇特发明”，不少达官显贵结伴前来观摩。

章文钦等指出，在较早接触西方事物的广州和澳门，人们对摄影这一新鲜事物并未斥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反而引起近乎狂热的爱好，无论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可惜这些达官贵人照相之后，大都将照片要去。因此，这些照片由于存放等原因，可能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1860年前后，外国人开始在广州开设照相馆

1860年前后，外国人开始在广州、上海等地开设照相馆，或销售摄影耗材和照片。清代宦游粤东的广西桂林人倪鸿曾写过一首《观西人以镜取影歌》，其中对当时摄影术在广州的情景描写得非常真切。文中描述作者本人听说有个外国商人在广州城内开了一个照相店，当地人争先前往拍照，店主“日获洋钱满一车”，发了大财。作者感到惊奇，就亲自跑去观看，发现“竿头日影卓午初，一片先用玻璃铺，涂以药水镜面敷，纳以木匣藏机枢，更复六尺巾幂疏，一孔碗大频觇觎，时辰表转刚须臾，幻出人全躯神传……”从诗中可知，当时已经出现了商业性质的照相经营。

1860年，英国摄影师菲利斯·比托（Felix Beato）在广州拍摄了一批照片。这批照片包括今天越秀山镇海楼、五羊仙馆、光孝寺、怀圣寺等古老建筑，原版收藏在英国伯明翰博物馆。英国人约翰·汤姆森也是一位在中国早期摄影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人。1862~1866年,他在中国旅行拍照，1869年他再次来中国，并且第一次进入广东内地旅行。他雇用了八个人，背负笨重的湿版法照相器材，从香港启程，经过广州、台湾、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沿长江溯流而上，直到贵州，以后又北上，到达天津和北京。

随着市场的扩大，一些中国人也开始尝试进入摄影领域，其中不少人还是从画师转行的——他们大概是最直接感受到了摄影对旧式画像造成的挑战的人，比如，1851年，画师周森峰、张老秋、谢芬合资向外国士兵学习技术。几年后，周森峰留香港，谢芬去福州，张老秋回广州，各自开设了照相馆。这些民间人士的探索，为中国摄影术的发展铺了路。

文图：广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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