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国恒以弱灭，而汉以强亡（当然，王夫之这句话并不是吹汉朝，而是说汉朝士大夫穷兵黩武，导致国力消耗，不过这并不能妨碍我们从另一层意思上解读它）。汉朝在最衰微的我们习惯说的“三国时期”（严格来说，三国时期始于汉朝灭亡，曹丕称帝之后），对外的战绩也相当彪悍。不过汉朝的武功再怎么显赫，但终究是灭亡了，亡于自爆。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两股势力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就是外戚和宦官反复争斗拉扯，尤其是外戚，也是汉朝皇帝一直以来所处的巨大阴影。

汉朝外戚

汉朝的外戚干政的问题非常严重，而且从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大家都知道吕后，刘邦去世后，刘盈即位，但是仍然受制于吕后。刘盈去世后，吕后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壮大吕氏的势力，封诸吕为王。说一句不负责任的猜测，小编以为，刘邦生前屡次想改立太子，或许就是考虑到吕后干政的问题（刘盈性格软弱，吕氏势力强大）。后来吕后去世，功臣集团和刘氏宗族立刻发动对吕氏的战争，铲除诸吕。

这只是首例，事实上，西汉时期外戚干政的现象层出不穷，无法解决。由于数量太多，小编就不一一赘述。这里面有良性的，比如卫青、霍去病，或者完成“昭宣中兴”的霍光；也有恶性的，终结西汉政权的王莽，就出身于由汉元帝皇后王政君所延伸的外戚势力王氏。

到东汉时期，外戚干政的问题更加严重，而且严重威胁到皇权。皇帝和外戚之间也发生远比西汉时期更为激烈的对抗。这种情况下，大批的宦官趁势走向历史舞台。外戚和宦官之间又产生矛盾。东汉末年，外戚何进为了扫除宦官势力，将董卓引入京城，才造成汉朝皇室被挟持、汉朝政权被严重破坏，最后被曹操重建的事情。

总而言之，两汉四百年间，从未缺少过外戚的身影；能够真正掌握权柄的皇帝，也只有寥寥几个。由此可见汉朝时期外戚问题之严重。

汉朝宦官

西汉时期

两汉时期，宦官干政问题主要集中在东汉，但并不是说西汉就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说是苗头。其实在西汉时期，宦官的权利、政治待遇已经出现平缓上升的趋势，宦官群体的规模和制度都在扩大和完善。到汉元帝时期，石显、弘恭干政，他们组建党羽、打击政敌、玩弄政治，将西汉时期的宦官问题推至顶峰。不过在西汉，或者历史上大多朝代中，宦官势力只是皇权的延伸，自己站不住脚（唐朝除外，唐朝宦官掌握禁军绑架皇权），汉元帝去世后，石显等人立马失势，外戚压制住宦官，也成为王莽篡汉的前兆。

东汉时期

到东汉时期，宦官势力猖獗是一大特色，其与外戚势力“相爱相杀”也是一大特色，不得不品尝。汉和帝时期，郑众等宦官除掉外戚窦宪，“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汉安帝时期，皇权掌握在汉章帝刘炟的皇后邓绥及邓氏外戚的手中。邓绥去世后，李闰、江京帮助汉安帝刘祜扳倒邓氏；刘祜去世，少帝刘懿即位，皇权落到刘祜的皇后阎姬及阎氏外戚的手中，刘懿去世后，孙程等宦官除掉阎氏，拥立汉顺帝刘保。

接下来就是汉顺帝的皇后梁妠，以及著名的外戚梁冀。梁冀连续显赫汉冲帝刘炳、汉质帝刘缵两朝，刘缵对梁冀表露不满而被毒死。与宦官曹腾（就是曹操的祖父）勾结后，梁冀拥立刘志为帝，即汉桓帝。汉桓帝肯定对梁冀的专权也感到不满，借助单超等宦官的力量除掉梁氏。事后汉桓帝无比信任、恩宠宦官，宦官势力空前暴涨，掌握国柄。后来汉桓帝去世，其皇后窦妙及外戚窦武拥立刘氏宗族刘宏为帝，即汉灵帝。窦武打算先手除掉宦官势力，结果事败身死。汉灵帝更加宠信宦官，出现“十常侍”，十常侍占据庙堂之上，其亲信、党羽延伸到各州各郡，将东汉国力腐蚀得千疮百孔，在一定程度上也催化了“黄巾起义”的爆发。汉灵帝去世后，袁绍等人诛杀大小宦官，东汉宦官之祸告一段落（东汉本身也完犊子了）。

问题形成

事出必有因。汉朝时期，外戚和宦官势力为什么这么严重，无休无止地消耗国力呢？

外戚干政：第一是皇帝生前任用外戚。小编以为这个行为很容易理解。相对于朝臣而言，外戚更为亲近，与下一任皇帝可能还有一些血缘关系，忠诚度更高一些。皇帝用这些外戚的目的，或许是为了组成一个牢固的“家天下”；又或者是制约宗室、功臣、豪族的棋子。毕竟相对而言，外戚的势力一定程度上来自皇权，更容易控制。

不过在皇帝去世、太后存活的情况下，外戚的问题就会有所失控。尤其是新皇帝幼小，不足以理政的情况更是如此。而东汉时期长期处于这种“子少母壮”的尴尬局面。无论是想控制小皇帝，把持朝政；还是维护政权的稳定运转；或者是考虑本族的利益，这些太后都会首先考虑到自己的父兄。在东汉时期更是如此，皇帝短命，小皇帝冲龄继位，根本无法处理政治，这个任务转移到太后的身上，太后又寻求本族人的帮助。等到太后、外戚及其党羽形成一内一外的牢固稳定的政治集团时，这些人又会刻意寻求好操控的新继任者，实现自己把控朝政的目的。此时的外戚已经不再需要依附皇权，而且并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

宦官弄权

相对于外戚，宦官这个特殊身份使他们如无根浮萍，无法独立存在，更加需要依附皇权，也更让皇帝们“省心”。所以宦官势力本质上是皇帝手中的棋子，其发展也是皇帝有意放纵的结果。即便是一手遮天的石显，在汉元帝去世后，同样摆脱不了迅速失宠的结局。

在东汉时期，由于皇帝年龄小，政权在外戚的手中。等到皇帝长大，打算亲政，势必会与外戚发生冲突和矛盾。这个时候外戚已经尾大不掉，党羽遍地，一些宦官成为皇帝手中唯一能够信任和仰仗的力量。当皇帝借助宦官之手除掉外戚时，宦官“功莫大焉”，当然受皇帝的极度宠信，得到迅速的拔擢，把手伸向方方面面，为自己擭取利益。

这样一来，在东汉时期，皇帝幼弱——外戚掌权——皇帝联合宦官除掉外戚——皇帝去世，新皇帝幼弱的恶性循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造成东汉政治黑暗，同时皇权旁落，外戚和宦官都会不遗余力地为自身谋划利益，极大消耗国力。最后“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朝廷无法解决，下放军权，导致各地军阀割据，豪强四起，汉朝在分裂混战中灭亡。

二者对比

外戚和宦官都是大汉王朝的掘墓人，相比之下，外戚的危害，或者说对汉朝皇帝的威胁更强一些。外戚会形成规模庞大的政治集团，脱离皇权的掌控，与权臣无异，直接威胁皇室的统治（比如王莽）；宦官必不可能篡位自立，和皇权俱荣俱损。汉桓帝、汉灵帝如此信任宦官，原因大抵于此。重用宦官，固然能让权力集中在自己身边，不过同时也给宦官势力疯狂滋生的土壤，“党锢之祸”更是让一些积极有为的士大夫远离政治中心，失去对宦官的遏制。“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东汉末年的宦官乱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昏君乱政，因为宦官背后依靠的东西是皇权。

参考文献：《后汉书》、《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