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表明观点，我个人认为张九龄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人品正直，是大唐开元盛世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是，张九龄不适合当宰相，从性格到能力都不适合，是一位被宰相位置耽误了的诗人。在政治能力方面，与同是诤臣的魏征比较相距甚远。

【从神童到学霸再到宰相，张九龄的政治生涯，除了开凿梅岭驿道之外其实乏善可陈】

张九龄，字子寿，祖籍范阳（北京附近），生于韶州曲江（现广东韶关），其四代祖在岭南为官时迁居曲江。

张九龄幼时聪颖，当地官员都认为他将来必有作为，25岁进士出仕，在30岁和35岁又连续参加了两次公务员岗位聘任考试，第一次考取了秘书省校书郎岗位，第二次升任八品左拾遗。

之后张九龄历任七品左补阙、从六品上礼部员外郎和司勋员外郎，到开元十一年张九龄46岁时升任正五品上中书舍人，进入唐王朝高级官员行列。

（张九龄）

再之后的二十年，张九龄经历了朝中和地方多个岗位，开元二十年升任工部侍郎，开元二十一年进入宰相班子，四年后罢相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又三年后开元二十八年在家乡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谥号文献。

宦海浮沉四十年，张九龄真正能拿得出手的功绩只有一项，就是年轻时开凿梅岭驿道，打通了岭南和中原之间的大庾岭，加快了岭南与中原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

那是开元四年，张九龄称病辞官回家，看到粤北到江西的道路艰难险峻，就上书李隆基请求开通大庾岭路。得到李隆基批准后，张九龄亲自勘探选定了梅岭路线，并很快完成了整个工程，南北交通大为改观。

其他的，也可以算上劝谏李隆基和参与编撰《大唐六典》，再无其他。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美则美矣，我们讨论的是一位政治家，张九龄的文学成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张说是张九龄一生的贵人】

张九龄的一生，伴随着另一位开元名相——张说。张说可以说是张九龄的领路人和人生导师，也是张九龄仕途上的贵人。

武周时期，还是低级官员的张说因忤逆武则天被流放钦州（现广西），在岭南生活了一年多，这是张九龄与张说的首次相遇，当时张说38岁，张九龄27岁。

（当时张九龄已经进士出仕，应该是因为父亲亡故回乡，二人才得以在岭南相见。）

之后若干年中，张说一直在仕途努力拼搏，张九龄也从七品、六品一点点向上爬。直到开元十一年张说升任中书令（宰相），张九龄才提升到五品的中书舍人。二人之前就联系不断，到这时更是真正成为政治上的一党。

“时张说为中书令，与九龄同姓，叙为昭穆，尤亲重之，常谓人曰：‘后来词人称首也。’九龄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书舍人。”（《旧唐书》）

（广东韶关丹霞山）

张说是盛唐一代文宗，对文才出众的后生晚辈自然有提携的义务，之后的张九龄也延续了这个传统，提携了一大批人，其中不乏文采出众之辈。

对于张九龄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般的岭南人来说，二十年升到正五品，这个速度够快的了，背后张说的支持起到关键作用，包括辞官回家的张九龄上书李隆基要开通梅岭驿道，都应该是张说在背后帮了一把。

开元十四年，张说失宠，张九龄也被牵连外放到地方为官。开元十九年张说去世，李隆基这时怀念起张说的好儿来了，就把张说生前屡次推荐的张九龄重新召回长安，先任秘书少监，又进入宰相班子。

“初，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再迁中书侍郎。常密有陈奏，多见纳用。”（《旧唐书》）

至于后来张九龄得罪李隆基被罢相，就与张说无关了。

（梅关古道）

盛唐名相，先有姚崇、宋璟，再接下来就是张说、张九龄，最后是李林甫和杨国忠，当然，后两者是恶名。

姚崇和张说一贯不合，张说和张九龄是一伙儿，张九龄自然就和姚崇不合。

当年张九龄还只是个小小的八品左拾遗的时候，就给宰相姚崇上书，说选拔人才要不徇私情，姚崇“嘉纳其言”。这就叫正确的废话，任何一个上位者都不会喜欢下属这么和他说话，但姚崇表现出足够的涵养。

这种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贯穿了张九龄的一生，后来李隆基免去张九龄相位，一方面是张九龄直谏，另一方面张九龄不是个能解决问题的宰相。

李隆基任用的宰相，包括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人品好坏不说，至少都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派。

张九龄认为自己上书得罪了姚崇，就称病回乡开凿了梅岭驿道，同年，姚崇正在忙于治理蝗灾，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官方组织人民向蝗灾这种自然灾害开战，是一场人类和蝗虫的战争，也是姚崇为相时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所以，要说姚崇压制张九龄没有足够证据，姚崇与张说不合，但未必把张九龄放在心上，级别差的太多，而且姚崇当时忙得很。

【张九龄是个诤臣，但远远谈不上远见二字】

张九龄初登相位的时候，发起了一场关于经济方面的讨论。因为唐王朝流行的钱币不统一，造成恶钱横行，张九龄提出要放开铸币权，让普通百姓也可以铸造铜钱。

这时包括李林甫、刘秩等一批人反对，主要观点一是百姓自由铸币浪费了人力，影响工农业生产；二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放开造币反而会增加恶钱数量；第三是加大贫富差距；第四是政府失去调控经济的手段。

这种辩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第四次发生了，之前西汉两次、南北朝一次。从贾谊到桑弘羊，再到沈庆之、颜峻，这次是张九龄和刘秩，所有人的观点都有局限性，但结果都是禁止私铸钱币。

包括到现在，当代社会的金融理论也不完美，但铸币权都是牢牢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从这个角度上看，张九龄的观点是错误的。

还有安禄山等人的事情，李隆基宠信安禄山，但张九龄认为“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旧唐书》），被李隆基拒绝，后来果然安禄山反了，已经是太上皇的李隆基因此派人到曲江拜祭。

但这能证明张九龄有远见么？看看牛仙客和张守珪的境遇就知道了。

张守珪为唐王朝镇守边疆数十年，乃是“立功边城，为世虎臣”，李隆基准备把张守珪调回长安任宰相，这是唐王朝开国以来出将入相的传统。而张九龄反对，理由一是宰相不是用来赏功的，而是做事儿的；二是如果给了宰相位置，将来张守珪再立功劳则无官可加；

牛仙客情况类似，在西北镇守多年，政绩可观。李隆基要提升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同样反对，理由是守边有功是本职工作，赏赐金帛即可，不可封爵。且牛仙客文化程度低，不是科班出身。

张守珪就不提了，牛仙客后来投靠李林甫，安禄山造反，貌似张九龄都正确了，但这能证明张九龄有远见么？

如果张九龄是宋王朝时期的人，这种思维方式很是正常，整个宋朝时期就是这样做的，当年韩琦毫不犹豫砍下了有功将领的脑袋，还留下一句“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

但是，张九龄是大唐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放宽容、最积极进取的大唐王朝宰相，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压低边疆将领的地位、断绝有功将领上升通道，也就是崇文抑武。

总结李林甫对大唐造成的伤害，其中一条就是从制度上改变了唐王朝一贯的出将入相制度，为安禄山等边疆将领转变为割据藩镇打下了基础。而张九龄，在这个事情上，与李林甫的做法并无不同。

二人的区别就在于，李林甫是为了个人私利而压制不同政见者，张九龄是心怀大唐兴盛理想而压制不同政见者。虽然，张九龄的做法经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盛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武将治国向文人政治转变的开始，到宋王朝时期达到顶峰，中原政权越来越不思进取，越来越保守封闭，也越来越软弱无能。韩琦不是坏人，也同样想让大宋兴盛，但这些好人葬送了宋王朝。

历史告诉我们，好人因为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造成的损失可能比真正的恶人还要严重。

我个人非常钦佩张九龄在劝谏李隆基时的正直和忠诚，但他并没有改变历史，该发生的事情仍然发生。

至于他的四年宰相生涯，就像他自己说过的话，“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资治通鉴》）既然边将守边是本职工作，那么劝谏李隆基、维护开元盛世，也是宰相的本职工作，同样不足为功。

如果张九龄一生在地方上为官的话，想必能多修建一些梅岭驿道之类的工程，应该是一位造福百姓、一心为公的优秀官员，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写更多的诗篇。

可惜，他这个优秀的诗人，被宰相位置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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