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西丽白芒村。10位视障人发起的“视障乐行”徒步计划，当天走到石岩。南都记者赵炎雄摄

从4月28日清晨起，来自广州、长沙、南宁、厦门、武汉等地的10位视障人士开启了一段不寻常的徒步：14天内将穿越惠州、深圳、东莞、佛山，最后抵达广州，5个城市、35个镇街，全程230公里。

这次行走，他们要进行三重对话：一重是告诉自己别自我设限，“跨一步，海阔天空”；第二重是告诉其他人：认为“盲人”的世界是黑的，无论从比喻还是从实际意义上来说都是种误解；第三重是告诉这个城市，视障人士需要的是什么。一路上，他们使用智能手机搜索地图、用微信打字聊天买单、扔垃圾没扔中还会捡起来再扔一次，主动跟人搭讪，还拿出活动宣传单给人家介绍，解释“盲”不代表不能“看”，实际上能玩微信、玩滑板甚至更多。

5月4日是他们徒步旅行的第7天，也是在深圳站的最后一天。今天他们将奔赴第三站：东莞。

“我们上楼梯的风险并没有比别人多，我们都有自己的判断。谁上楼梯还不是握着扶手、一级一级上台阶，握扶手的力度跟视力没有任何关系。”

“白化症不说是一种病态，更是一种特征。每个人的基因都不是特别完美，我们只是在这方面相对突出。病给人一种文化上的感觉是要治疗。同样的，视力好与不好，每个人天生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知道其中原因千差万别，那你就一定知道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也是千差万别的。”

“动不动就说我们是活在黑暗的世界，把我们说的太无能。”

自信的向导

用望远镜看站牌

贴近眼睛查手机

4月28、29日两天，这支以杨破为发起人兼向导、平均年龄30岁的10人队伍从惠州走到了深圳，一直走到大小梅沙。邻近五一小长假，大梅沙周边酒店费用水涨船高，他们一直走到罗湖才找到一家宾馆下榻。

5月1日早8时许，南都记者与杨破和他的小分队在地铁黄贝岭站碰头。初见杨破，他正站在公交站牌前，拿着一个小型单筒望远镜，查看前往大梅沙的公交线路。“路带错了就毁于一旦。”杨破对自己的认路能力和方向感充满自信，所有步行路线都是他边走边看手机地图确定的。每当要看地图时，杨破就会把手机放在眼前五六厘米位置，眯着眼睛紧盯屏幕。

杨破的视力是团队里最好的，“测视力时，要是运气好或是光线好，就能看到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作为“向导”，他负责路线制定、酒店入住、退房等大小事宜，离不开手机。

活动初衷

让盲人走出压抑

杨破2010年毕业于贵州大学英语专业，大学时曾帮助同学写论文得过奖，毕业后也曾投出500份简历找工作，却屡屡碰壁。几经折腾，2015年11月，杨破在广州遇上了同是视障人士的阿冲，一见如故，一起成立了“展融文化空间”（以下简称“展融”），希望通过创意传播、社群联结等方式，发现和发展视障人士的能力，呈现视障人士的需求，让产品和服务对视障人士通达而可及。“通达而可及”对他们来说尤其重要。阿冲2015年参加香港青年活动时体验了“口述影像”———主办方为他配了耳麦，讲述舞台上的活动，他“看”得十分清楚。展融团队深受启发。“电影院、博物馆、美术馆这种比较视觉化的场馆缺乏对视觉信息的转换，视障人士无法体验。”杨破希望改变这个局面。后来，展融成立口述影像研习小组举办口述影像工作坊及口述影像体验系列活动，发起第一、第二期视障联合寻宝计划，开展第一期视障青年“破壳”成长营。

一个月前，杨破、阿冲和展融的另一个成员泽宇想到了“说走就走”，还是徒步，计划命名“视障乐行计划”，由展融给参加者提供住宿和简单装备。“很多人想走出来，拓宽视野，跟其他人接触。徒步会有不一样的生命体现。”杨破说。但活动的实施需要很多支持，争取支持的过程十分不易。

此次活动由广州甜公益在轻松筹上发起众筹，目标金额66670元。目前来看并不理想。截至5月2日14时，8天筹集金额1.3万余元。“如果步行结束之前筹不够钱，会有两家公益组织补充空缺资金。本来我最不想放在轻松筹上，轻松筹主要从事大病救济，而我们是做社会倡导的。”杨破承认受助的重要性，但他更希望获得价值和尊严的提升。

回到发起活动的初衷，他说：“大部分的盲人都没有工作，少部分有工作几乎都在做按摩。一辈子只能选择一个职业还是很受限，很压抑的。”为与更多伙伴共勉，这次徒步主题定为“跨一步，海阔天空”。

玉容是这次徒步的队伍里为数不多的非按摩师。她六七岁时发过一场高烧后眼角膜就坏了，长大后考进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毕业后从事儿童康复教育，面向自闭症、智力障碍、脑瘫、发育迟缓的孩子。这次徒步之后她就要到深圳一家康复机构工作了。“对视障人群教育的缺失和按摩历史的发展，导致大家一提到盲人就想到按摩。”

阿冲几年前也是按摩师：“盲人做按摩，一做就是一辈子。白天在按摩床上工作，晚上在上面睡觉，连吃饭都围着它吃。摸到这张按摩床时，我感觉这就是我的一生。”后来，他辞掉了按摩工作，探索自己的价值。

笑着上路

“风险并没比别人多”

“这是我第一次坐双层巴士。”刚乘坐上前往大梅沙的观光线1路，就有小伙伴喊了起来。部分小伙伴打算到巴士二楼寻座。巴士楼梯有些狭窄陡峭，车开得又快，见此状况售票员一再出言劝阻，但杨破他们还是上了二楼。“我们上楼梯的风险并没有比别人多，我们都有自己的判断。谁上楼梯还不是握着扶手、一级一级上台阶，握扶手的力度跟视力没有任何关系。”

杨破因白化症而影响了视力。“白化症不说是一种病态，更是一种特征。每个人的基因都不是特别完美，我们只是在这方面相对突出。同样的，视力好与不好，每个人天生都是不一样的。”杨破纠正记者使用“白化病”一词。他说，更希望被理解为一种症状、现象、特征。“病给人一种文化上的感觉是要治疗。视障人士也一样，如果你知道其中原因千差万别，那你就一定知道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也是千差万别的。”

按照计划，当天是从盐田大梅沙步行至罗湖的阳光宝宝幼儿园，行程22公里。把手机贴近眼睛查地图，杨破确定了步行路线，并带队前行。没走几分钟，“导游”就喊了起来，“小心前面有桩子啊！”“往左转。”“前面路中央有一棵树，稍微往右。”……杨破每喊完一句，队伍中间的小苏会跟复读机似的重复一遍。“这边有个人行道啊！”杨破喊完，小苏就接着提醒，“上人行道了！”后面不知谁又喊了一句“上道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他们的真相

盲并不等于完全看不见

5月1日晚11点，队伍抵达目的地，比既定时间晚了2个小时，实际行程26公里。队伍里49岁的老常中暑了，胳膊也被晒出了水疱；丹妮在路上摔了一跤，手掌破了皮，脚抽筋；阿冲脚底起了水疱……每个人背着十几斤的行囊，必须马不停蹄。这是对体力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人们通常更习惯称视障人士为盲人。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拥有一定的光感以及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微弱视力。即便完全失去视力的全盲视障者，也能以自己的独有方式去感受这个世界。盲人并不等于完全看不见，视障者的称呼更为恰当。

“吃完早餐，把一次性豆浆杯丢进街边的垃圾筐。然而我今天没丢准，豆浆杯掉在垃圾筐的外面。于是我俯下身捡起来重新丢进筐里，这时就听到旁边有人说，这不是看得见吗？还整天拿条棍子走路？”

“其实，豆浆杯在我眼中就是一个黄色的影子，若不是自己刚刚扔的踩上去都不知道。”阿冲觉得有必要跟别人解释他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不厌其烦是因为想消除外界对视障人士的误解。

10人小分队里只有2人是完全失去视力。泽宇在七八岁时视网膜色素病变，目前可以看出大概颜色和轮廓，下楼梯还能根据光影区分台阶，上楼梯则分不出了。小苏有一定光感，能感受“白天”和“黑夜”。“动不动就说我们是活在黑暗的世界，把我们说的太无能。”阿冲解释不论是从物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黑暗”的说法都是不对的。

这回说谁

视障人士徒步小分队（部分成员）

杨破：30岁，广西人，公益机构公益发起人，在广州4年，本科学历

阿冲：36岁，河北人，自由职业，在广州13年，特殊教育小学毕业

泽宇：22岁，潮州人，自由职业，初中未毕业

小苏：“80中”，在广州从事按摩

老常：49岁，广西南宁人，从事按摩

玉容：24岁，湖北荆门人，从事儿童康复工作，大学本科

丹妮：24岁，汕头人，从事中医推拿，职业高中毕业

行走体验

盲道不好走红灯不发声

在和团队一同徒步的两天体验中，南都记者留意到，他们确实吸引了不少目光，路人和行车也会主动避让。周围的人是友好的，但公共设施就没那么人性化了。在大梅沙海滨栈道上，人车混行中总有避之不及或者忽略的时候，盲杖被自行车碰撞碾轧时有发生。

盲杖是他们的眼睛，用来探测前方路况和范围。“走在路上不怕四轮的，就怕两轮的自行车或电动车。”在深圳中途加入的一位视障人士告诉记者，盲杖被车压坏是常有之事。

在和他们随行徒步中，南都记者留意到，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走盲道，其中原因都相对一致：体验不好。“盲道只是一个参照物，还凹凸不平，我们为什么不走平的地方。”阿冲说，绿化带、马路的边缘都可以是他们出门走路的参照物，只要参照物设计合理，肯定比盲道用处大得多。

5月2日下午，红荔西路一十字路口处信号灯显示红色，但因没有提示声音，带队的杨破也因此未留意到，南都记者见其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便及时制止。“如果没有声响，对盲人来说就等于路口没有红绿灯，通过就面临风险。”阿冲说，深圳太多路口的红绿灯是没有提示声音的，即便部分交通信号灯有声响提醒，音量也很少能与周边环境噪音相匹配。“很多地方因为觉得红绿灯提示声扰民而关掉。”

昨日，南都记者在莲花路和新洲路交叉路口留意到，该处信号灯虽有安装提示声音，但声音基本被周边噪音所掩盖。据了解，香港的红绿灯信号提示声音就是根据周边环境变化而调整，周边噪音大时，提示声音就会更大一些，晚间就会调小。

回音

深圳共安装140套过街音响信号提示装置

“音量调整标准不是根据我们常人标准来判断的。”昨日，记者从深圳市交警局获悉，目前深圳共安装140余套过街音响信号提示装置，并会根据周边环境和时间调整音量大小，在大路口白天设置为75分贝，夜间55分贝，小路口白天70分贝，夜间50分贝。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过街音响信号提示装置之所以未全面铺开安装，还受社会接受程度的影响，有的人对视障群体需求也不理解，认为提示声音影响正常生活，这套装置还面临较大的舆论压力。

特写

一路走一路表达自己：

盲人也能玩微信玩滑板

和普通人一样，团队中的10人都使用微信，他们借用手机读屏软件，以文字、语音各种方式和朋友聊天，也会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实时更新当天步行状态，或是文字、图片、小视频。阿冲说，互联网实现信息无障碍化，拉近了他们和普通人的距离。

对于他们而言，读屏这个无障碍辅助功能就是一次信息革命。“不然还是要拿着盲文书看，还要听破收音机。”老常说，盲文书成本非常高，盲文书版的新华字典都要半人高，平均每五百人才有一本盲文书。

“有一次买东西我用微信支付，老板特别震惊。”在大梅沙海滨栈道徒步中，泽宇兴致勃勃地讲起如何使用微信，一路人十分困惑。泽宇发现后当即从包里拿出活动宣传单派给这个路人，并解释有的视障人士也可“看得见”，也可以玩微信，甚至更多。

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阿冲爱好滑板、台球，“尤其喜欢球进洞时发出的声音”。泽宇也爱好滑板，他可以根据轮子声音判断出滑板档次。两人甚至还成立了国内首个盲人滑板爱好小组。玉容喜欢旅游，会带着从未出过门的妈妈去旅游。小苏喜欢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这一路，他们不停地搜集各种鸟叫、海浪、人声、车辆碾过减速带的声音。旅途结束后，团队计划将收集的声音，制作成声音明信片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一路，他们不停地尝试和陌生人搭讪、拍照，顺手送出一枚徽章。

5月2日下午，在市民中心广场前，泽宇发现一姑娘在玩滑板，便上前问好，还想借她的滑板耍酷，但姑娘没理。“跟同伴在一起，被拒绝也没什么。”这也是活动的目的之一。泽宇说，虽然不能一蹴而就，但还是希望能慢慢改变人们对视障群体的刻板印象。

采写：南都记者张艳丽

摄影：南都记者赵炎雄

10-11·谁说

动不动就说我们是活在黑暗的世界，把我们说得太无能。———视障者阿冲

(原标题：10位视障人的穿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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