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就连空气都传出一丝刺骨的寒意。

对于摇摇欲坠的清朝来说，在寒风中传来的这个消息，比冬天更冷：当年11月7日，暂居在北京贤良寺里的李鸿章因胃血管破裂，大口地吐血，终于不治身亡。享年79岁。

还在陕西西安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闻讯，唏嘘不已，追加谥号为“文忠”——这是仅次于文正的谥号。在李鸿章之前，仅有林则徐、周天爵、骆秉章、胡林翼等少数几个汉人，获得过这个谥号。由此可见，清朝对李鸿章的重视。

盖棺论定，当李鸿章死后，面临着后世怎么样的评价呢？

《清史稿》评论他为中兴名臣：

“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这里，既夸奖了李鸿章“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的优点，又批评了他“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的缺点，持论较为公允。

而来自民间的评论，则呈两极化。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将李鸿章必做是“东方俾斯麦”。众所周知，俾斯麦是德国的铁血宰相，在政坛上上纵横捭阖几十年，通过连年征战统一了德国，并确立了德国在欧洲的霸权，被称为“德国的建筑师”“德国的领航员”。

将李鸿章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人，是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

李鸿章奉命筹备建设北洋水师时，柯纳德率一支舰队来到中国访问，停靠在天津大沽口。柯纳德拜访李鸿章后，极力邀请他前去自己的军舰上参观。

不巧的是，到了他们约定的日子，海上突然刮风下雨，波涛汹涌，不能出海。李鸿章不顾柯纳德的告诫，冒雨乘坐一艘小艇，穿过险恶的风浪，终于抵达柯纳德乘坐的军舰。

柯纳德感慨万千地说：“中堂大人真是守约之人啊，这么大的风雨都如期前来，这样坚毅的性格，很像我们的首相俾斯麦。”

就这样，“东方俾斯麦”的说法在民间流传开来。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过《李鸿章传》。在这本书里。梁启超写过李鸿章的落魄，也写过他的风光，并以不小的篇幅，讨论了“东方俾斯麦”的说法。

梁启超说：“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显而易见，梁启超认为，将李鸿章称为“东方俾斯麦”，不是阿谀逢迎之词，就是荒唐可笑之语。李鸿章根本就不足以与俾斯麦相提并论。

随后，梁启超还从“兵事”“内政”“外交”三方面入手，论证李鸿章为什么不足以与俾斯麦相提并论：

“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

梁启超感叹说，从这三方面比较的话，李鸿章比俾斯麦相简直就是霄壤之别，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这并不是以成败练英雄。李鸿章的学问、智术、胆力，都远远不及俾斯麦者。因此他做出来的成就，也远远赶不上俾斯麦，实际上就是优胜劣汰。

梁启超最后苦口婆心地强调：

“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意思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如果不能战胜这些难处，就不足以为英雄。李鸿章经常念叨自己的难处，却不知俾斯麦也有他的难处。如果将他们两个的位置进行调换，他们的成败仍然早已注定。所以，那些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的说法，是对他们两个人的诬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