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最著名的就是他的笔，要是放到今天，他肯定是网络大V，他写出来的文章，肯定篇篇10万+，朋友圈刷屏。当年他参与创办的《时务报》，在当时的影响力非常之大。

要说起来，新闻并不是中国的传统。虽然汉代就有了《邸报》，但近代报纸出现的时候，已经是19世纪初了。最早的近代报纸，是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为了向普通人传教，这些传教士通过办报纸来宣传他们的思想观念，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随着香港被租借，以及上海、福州、厦门、宁波、汉口等城市变成通商口岸，很多城市都有了报刊。

就算是新闻业开始在中国兴起了，不管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不待见这个行业。就连新闻从业者，也对自己的行业没信心。很多做新闻的人，都是一些没办法获得功名的文人，只能选择这个边缘的冷门职业。报刊的编辑、主笔们大多数也都很懒，比较放纵自我，更不用说改进报刊内容了。所以，如果梁启超在这种情况下投身新闻业，开始在报刊上写文章，最多也就是写写琐碎的社会新闻、艳情诗之类的，想要通过媒体获得影响力，根本不可能。

报刊的命运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转机。1881年12月，天津和上海之间开通了有线电报，这下，人们传播消息更方便，也更快了，对办报纸来说，这肯定也是一个利好。1883年到1885年发生了中法战争，这场战争激发了老百姓对新闻的欲望，就算报纸上写的军事消息漏洞百出，大家也愿意读。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走进当时的茶楼或者酒馆，经常能看到有人在聊报刊上的新闻，新闻就这样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

也就是说，时局的变化，让人们开始想要获得各种各样的消息，同时也形成了舆论的力量。当时的清朝官员郭嵩焘看到这种情况就不乐意了，说你一份小小的报纸，怎么有胆子议论朝廷的事呢？

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激发了新闻业的发展。从1895年开始，全国诞生了300多份报刊杂志。而且，这些报刊杂志大多数都创办于上海。如果你当时到了上海，就会看到，北起大马路、南到四马路这短短的两百多米的望平街，大大小小的报馆都集中在这里，就好像伦敦的报业中心舰队街一样。这些报馆旁边分布着书局和印刷厂。当北京还在用木活字雕版印刷时，上海已经用上更先进的凸版印刷了。

当时有一个叫夏瑞芳的人，在印刷厂工作。他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商机，于是找亲戚朋友凑了一笔钱，自己也开了一家。由于没有想到更有创意的名字，他最后给印刷厂取名叫“商务印书馆”。

还有一个叫李伯元的人发现，印刷行业既能赚钱，又能让他写东西，于是他也在四马路上办了个《游戏报》，专门报道十里洋场的娱乐生活，尤其以青楼名妓的行踪为主，相当于当时的狗仔队。另一个叫吴趼人的人，也加入了这种小报行列。他俩后来都成了重要的小说家，李伯元写出了《官场现形记》，吴趼人写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本书都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

让梁启超声名鹊起的《时务报》，也诞生于上海，时间是1896年。虽然名字叫《时务报》，但这是一本杂志。它是出版家汪康年、外交家黄遵宪、梁启超等五个人一起在上海创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