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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日本今天一万日元大票上的人物福泽谕吉说过这样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我要声明，我没有从福泽谕吉的原著上看到过这句话，那么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能够讲出这么没有廉耻的话吗？即使有想法，也不能说出来呀。我还是存疑的。

曾在上海做谍报工作的日本人高桥谦在《中国时事》一书里面有这样的描述：明治19年（1886年，光绪十一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皮肉生意，还带动了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概因为“国力日臻强盛”，日本政府一度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效果和影响并不理想。一则是海外妓女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海外妓女“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成为空文，即使领事们带回国一些妓女，这种废娼令也难见成效。还有这样的故事。（卧阳君讲历史）

在日本败战后的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们卷着金银珠宝，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车夫在上海马路上四处游晃，到夜深人静，车夫已经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脑海里依旧一片空白。最后车夫问：“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回答：“妹妹无处可去，只请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沦落人，车夫生活在大上海社会的最底层，谋求温饱尚是问题，天上突然掉下个有钱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双双钻进车夫在黄浦江边搭的破茅屋。翻阅 1945年日本败战后的上海旧报纸，这类的“喜剧”故事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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