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的姐姐“告御状”成功那是假的，清代上访成功比中彩票还难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在电视剧里，蒙受不白之冤的杨乃武被关押在死囚牢，命悬一线。不忍心胞弟被冤杀的胞姐杨氏，于是进京上访。在遭受了种种挫折和“滚钉板”的酷刑之后，最终见到了慈禧太后，让杨乃武的冤屈得到了平反。

这是电视剧里这么改编的，而事实上在清代，一个老百姓要想通过进京上访实现诉讼要求，那是一件比买彩票中头奖还困难万分的事。

进京上访就是“告御状”，中国历史上“告御状”风气最盛的当属清朝。

在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面对地方官府的欺压和不公，老百姓就会寄希望于皇帝，希望京城里的这个真龙天子能够为自己主持公道，这也是所有进京上访者的初衷。

到了清代的时候，“告御状”这件事已经逐渐建立了专门的受理渠道和程序。一种是直接跪拜在皇宫门口，敲登闻鼓，或者拦截圣驾告状；另一种则是前往由朝廷专门设立的制定机构（类似现代的信访办）投状纸，再由他们转呈皇帝。

由于清代的进京上访案件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巅峰，于是一个专业的代理业务也应运而生。在一些县城，就有一种专门供告御状者住宿的“歇家”。歇家一般都是一些精通法律、擅长刀笔文书、善于和官府交涉的讼师或者官吏经营，他们不但提供住宿服务，还可以直接代理进京诉讼业务，或者提供诉讼咨询、代写诉状等“一条龙”服务。当然这些服务都是收费的，需要根据事由、诉讼标的大小等，由双方协商确定。

只要和这些“歇家”建立了诉讼代理协议，这些诉讼当事人甚至就不用自己亲自进京，“歇家”会雇佣职业诉讼人进京上访。这些“歇家”之所以敢如此大包大揽地接生意，一方面是他们熟悉诉讼环节、诉讼渠道，精通各种交涉技巧，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京城也设立有专门的联络机构，与官府也有某种“业务合作”关系。

虽说表面看来朝廷或者皇帝都有可能接访甚至出面“为民做主”，但真正能够依靠“告御状”的正常程序，达到诉讼愿望的人还是非常少的，绝大多数进京上访成功，还是依赖民间俗语里说的“吃糁饭靠菜，打官司靠赖”。

也就是说，要达到诉讼目的，主要还是要依靠“耍赖”、“撒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闹访”、“缠访”等非正常形式。当时的民间有一句所谓的“告御状”秘诀，就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但要通过“耍赖”、“撒泼”达到诉讼目的，也并非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需要非常高的“表演才能”和极强的心理素质，“刁顽泼赖”、“寻死觅活”、“哭喊嚷闹”等“十八般武艺”须样样精通，且能够根据场景需要随机应变、灵活使用；对心理素质的要求则体现在，不怕丢人、不怕害臊，舍得了面子、尊严、名声，有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果敢，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魄。

这些“资质要求”不是那些良善、老实的百姓可以达到的。正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才能”和勇气，所以那些设立在各个县城的专业“告御状”代理机构就常常是生意火爆、门庭若市，普通老百姓有了不得不上访、不得不进京的冤屈，或者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就会花大把的银子给这些“歇家”，让他们帮忙为自己伸冤屈、争利益。

至于那些家境贫寒，不能支付数额不低的代理费的人，就只能“打脱牙往肚子里咽”，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更何况，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极力反对通过诉讼手段解决争端的，高雅一点的教条就是《周易》里说的“讼则终凶”，粗俗一点的民间训诫就是“告人一状，十年不旺”。于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么一想，再大的冤屈也就压制住了，所有的创伤就留给时间来抹平了。

从本质上看，清代朝廷设立的“告御状”机制其实质也是一种糊弄百姓的愚民手段，这和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进京上访”制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朱元璋因为出身贫苦农民，青少年时候曾经受到过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元廷官僚打击压迫，所以了解民间疾苦，知道普通百姓要想将冤情“上达天听”的困难，所以就昭告天下：百姓若有冤情，可以头顶一本《大诰》进京上访，沿途官吏不得阻拦；违者论罪，直至抄家灭族。并写入了《皇明祖训》。

而清代的上访制度则仅仅是在形式上表明了皇帝是“代天牧民”的天子这样一个身份，也稍许表示一下皇帝乃至朝廷是“爱民如子”的这样一个姿态，并非实质意义上的保护老百姓合法利益。直白地说就是“装装样子”。所以，像杨乃武的姐姐那样，能够“告御状”成功，并且为弟弟平反昭雪，简直就和买彩票中了头奖的概率一样低。

而且根据史实，当年杨乃武的姐姐为弟弟的冤情进京上访三年，各级衙门依旧官官相护、维持原判。真正将案情“进呈御前”，惊动“老佛爷”慈禧太后，并且最终平复冤狱，还杨乃武一身清白的功臣，是当时《申报》，也就是媒体的力量和舆论的压力。

（观点与视角原创作品，欢迎读者朋友们关注本自媒体号并参与互动或提供话题；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