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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柏林以北50英里，一个叫弗斯滕贝格的地方，有一组砖砌的小楼，这个地方人迹罕至，风景优美，乍看会让人以为是疗养院。但只有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透露出这里的真实性质——这里是二战期间纳粹唯一的女子集中营，却有个动听的名字：拉文斯布吕克。

1945年苏联解放这里之前，这组建筑里曾经关押过13.3万名妇女和儿童，约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

在入口处的大门上，是五个醒目的大字——劳动使人自由。

但实际上，大量的妇女被从波兰、法国、英国等国通过铁路运输过来，与家人、孩子失散，然后，她们被关进寒冷、逼仄的营房，被迫换上统一的蓝色条纹衫。之后，她们每个人都会被分配一个号码牌，从此不再有名字，而彻底沦为13.3万中的一个数字。

代表死亡的集中营蓝色制服

由于纳粹的信息封锁，当时无人知晓这个沉默的地狱的存在，纳粹对外公布的信息中，只称这里是个普通的犹太人聚居地。

但更令人意外的是，这里的看守和医疗人员很多也是女性。她们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拥有纯种雅利安人外貌的金发碧眼的德国女性。可面对自己的同胞，她们下手冷酷，毫不留情地用皮质警棍抽打因虚弱而无法劳动的女孩，更有一些，协助医生秘密用这些女孩来做人体实验，包括在她们身上注射各种类型的病毒，再观测这些病毒对人体的影响。

这些女孩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手术台上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手臂抑或双腿，有的人下肢逐步萎缩，还有的人永远没能醒来。

在拉文斯布吕克，这些“实验品”却有个听起来宛如童话的代号：“兔子女孩”。

“兔子女孩”以及她们因人体实验留下的终身残疾

全世界似乎都将女孩们遗忘了。只是，遥远的大洋彼岸，依然有人牵挂着她们的命运。那就是年轻的卡洛琳·菲芮戴。

卡洛琳

卡洛琳出身于一个热心慈善事业的家族，她的外婆曾经在盖茨堡战役中看护伤兵，她的母亲则经常会带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回家来住。在她家中，园丁、女仆都不是为他们服务的下等人，而是家庭的一员、永远不离不弃的家人和朋友。

因而对于和她阶级不同、身份不同的人，卡洛琳从未有“高人一等”的概念。她年纪轻轻就投入大量精力在救助战争遗孤的慈善事业当中，与许多热衷社交的美国名媛不同，她出席社交场合往往是为了动员那些和她一样，出身上流社会的有钱人为她的慈善项目捐款。

因为她的多方奔走，“兔子女孩”得以在逃出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远渡美国，接受最好的治疗，重新找回正常的人生。她甚至帮助其中一些女孩获得了新的身份、新的工作，从而成为一生的挚友。

“兔子女孩”们不是人们印象中柔弱的受害者，她们也曾用自己的方式对抗强权。

在集中营里，她们默默地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把私藏的珍贵药品分享给那些奄奄一息的女人。反叛者也在其中，有人在与自己的父母通信时，想到一个方法，用尿液在信上写下了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从而躲过了审查，把这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了世界。

如今的拉文斯布吕克遗址，门口有一束白花

她们的经历被写在《失去名字的女孩》一书中。真实的历史故事令人们相信，即使在极端绝境，人依然可以选择保有人性，依然可以拥有纯净美好的友谊，依然会寻找爱与自由。

内容选读

卡茜亚

1942—1943年

格布哈特医生打开我腿上的石膏，我眼前的这条腿已不像是人的肢体，它成了一块深蓝与墨绿色相间的肿胀烂肉。黑色缝合线将踝骨到膝盖处切开的肉紧紧缝合在一起。

我甚至忘记了尖叫，但后来病房的女孩们告诉我，他们要再给我进行一次手术。这次手术没有用麻醉，在点名时，整个营地的人都听到了我痛苦的叫喊声。手术开始时，格布哈特往我嘴里塞了一块毛巾，让护士给我打了一点儿安眠药。

我在病房里醒来，腿上紧紧缠着纱布，切口感觉正在被千刀万剐。祖萨娜从床上起来，轻轻捏起了纱布的一角。

“我的情况很糟糕吗？”我问她。

“不太好，卡茜亚。他们可能截去了骨头，或者部分肌肉。”

这简直不可理喻。人的肉怎么会就这样被取掉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应该是某种实验，”祖萨娜说，“他们只给你药片，别的女孩没有。”

“我好热。”我说。

“坚持住，卡茜亚，妈妈马上就会来帮我们的。”

我又被实施了三次手术，每次都会带来新的痛苦，每次手术结束后我都会发高烧，而且越来越难恢复。医生们好像在试验我被折磨死之前能活多久。在最后一次手术中，我已经放弃了所有关于舞蹈的希望，只是祈求自己以后还能走路。我每天都只能躺着，有时清醒，有时没有意识，只是做着关于母亲和派特里克的梦，还以为自己回到了家。

我躺在那里，完全被他们控制着，心中越来越愤怒。我已经丧失了时间意识，只知道这是1942年的冬天。我只能勉力坚持下去，希望有朝一日能再见到母亲。

我们躺在病房里的时候，里吉娜给我们讲英语动词，讲弗雷迪的有趣故事和他喜欢从摇篮里爬出来的小习惯。佳妮娜则教我们她从卢布林的美发沙龙学到的法语，诸如“吹风机太热了”和“能帮我做个冷烫吗？中卷，发尾多卷一下”。在经过佳妮娜的辅导之后，我了解到在法国人的工作用语中会使用多如牛毛的强调句。

“我真的受不了再这样躺着了。”我对佳妮娜说。

“是啊，”她说，“那让我们出去骑车兜风吧。”

“我是认真的，我有一个计划。”

“噢，别。”祖萨娜说道。

“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家人写密信。”

里吉娜靠在胳膊肘上：“就像考奈儿·马库申斯基在《七年级来的恶魔》里面写的那样？我特别喜欢那本书。”每个学校里的孩子都很喜欢书里那个侦探男孩的冒险故事。

“没错，”我说道，“我们在女童子军的时候也干过。”

祖萨娜正拿着她用面包自制的念珠祈祷，她听见我们说话后抬起了头。她干吗不干脆吃掉那些面包呢？祈祷是没有用的，毕竟连我最钦佩的圣阿格尼丝也抛弃了我。

“你这个好主意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卡茜亚。”她说道。

“书里的男孩用柠檬汁写信。”里吉娜说，“在他信里面每句话第一个词连起来才是真正的意思。”

我用尽全力从床上坐起来：“我们可以用尿写，尿也是酸性的，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尿来写密信……”

“这主意太天才了。”里吉娜说。

“这简直疯了。”祖萨娜说，“你别再想这些了。”

后来，祖萨娜先被放出了病房，我很想念她。与此同时，我们听说又有新的女孩被送到了隔壁。

一天早上，佳妮娜在病房里抱怨了几句，而马莎尔护士刚好走了进来——她用毛巾捂着鼻子记录我们的生命体征信息。佳妮娜只不过是说我们在这里有多累，结果马莎尔护士生气地走了出去，把奥本赫瑟尔医生叫了进来。

“你们要是不想在病房待着的话可以出去，”奥本赫瑟尔医生说，“现在就走，站起来，回你们原来的营区。”

起初我们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因为我们全都尚未痊愈。但当马莎尔护士走过来把我们推下床时，我们才意识到她是认真的。

“我们没有鞋可以穿……”我想要说几句。

“出去，”奥本赫瑟尔医生指着门，“要是不能走路，就单脚跳出去。”

我试着站起来，但是摔倒了。虽然石膏已经除去，但剧痛令我无法支撑起身体的重量。

“快起来，赶紧走。”医生说道。

我站在病房门口，奥本赫瑟尔医生用她有力的双手一把将我拉了出去，就好像大扫除的时候把地毯拖出门外一样。

随后，她扔了一副木拐杖给我。我被抛在美丽大道上，上面的煤渣划伤了我的皮肤。我向四周观望着，想看看母亲在不在，同时努力想站起来。

重新回到外面感觉很奇怪，就像到了月球上。天又冷又阴，一切都是灰色的，天空中没有飞鸟，只有一片片的灰烬上下飘动，就像肮脏玻璃球里的黑色雪花。空气中有一种不同于病房内的恶臭。黑色的烟尘积在营区的玻璃窗上，就像积雪一般。远处，在营地的围墙外，烟囱向天空吐出两只深红色的舌头。几乎在营地的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听到火焰燃烧的轰鸣声，仿佛地狱入口处的巨大熔炉。

幸好，我看到祖萨娜朝我跑过来，她脸上的神色是多么担忧！我倚着她站了起来。她已经搬到了新住所。我多么期待见到母亲啊。

因为这几个月来我寸步未行，用拐杖走路对我而言也甚为勉强，更别说是光脚走在煤渣路上。我停了下来。

“我走不了，别管我了。”

“来吧，”祖萨娜几乎半扛起我，“就像婴儿学步一样走。”

我们被迁移到三十一区，那里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些波兰人，包括“兔子”们；一些做地下工作的法国人，还有红十字会的护士。这里的人全都是政治犯，所以比我们之前住的地方还要拥挤。

自我被送入病房后，这里有了新的变化。一些囚犯，包括波兰人，开始获准领取家人寄来的包裹。在那时，集中营提供的汤已经变得更稀了，所以我们很容易辨别谁是能收到食品包裹的人，因为她们大多健康地走着。而那些没有包裹可收的人往往骨瘦如柴，躺在床铺上，甚至无力清理自己身上的虱子。

我抵达营区后马上睡着了，到了午饭时间才被吵醒。祖萨娜跪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她的朋友安妮丝站在一旁——我总觉得她是个十分机智的女人，似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很想你。”安妮丝说道，“现在我们有一个新宿管，名叫玛兹卡，是个难缠的家伙。”

“我也好想你们。”我说，“外面是什么味道？”祖萨娜捏了捏我的手：“他们在建火葬场，焚尸炉。”

“为什么？”

祖萨娜犹豫了一下：“他们要烧……”她还没说完，我就明白过来了，他们要烧掉那些不幸死在这里的人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