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袁崇焕是忠臣还是罪人，是很考验一个人史学功底的。要得出结论，先得对多方史料进行阅读和分析。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袁出生于明朝末年的东莞，籍贯是广西藤县。他的家族疑似为广东东莞袁氏家族 ，父系单倍群疑为O2a-MF1156，是O2三大支002611的下游 。MF1156是南方支系，支系里面的家族都在长江以南。下图的“掉哪妈，顶硬上”是粤语（白话）的方言俚语，也是袁的口头禅。反映了袁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坚持到底，做最后的倔强。但这种倔强的精神也导致了袁的人生悲剧。

明末时期，迎来了奇冷无比的小冰河期，气候上出现极端天气，夏天大旱大涝，冬天又寒冷刺骨，这给大明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大明经济陷入危机。后金（又名建州女真、满洲）那边则影响不大，后金为C2北支的游牧民族，他们以抄掠和贸易为生，不依赖于耕作。虽然满洲也面临人口下降的威胁，但不至于像大明一样流寇遍地，经济接近崩溃。在这种环境下，努尔哈赤带领满洲人崛起， 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

袁崇焕受任在辽东防守正在崛起的后金。袁崇焕视察地形，认为应该重点防守宁远城，得到了上司孙承宗的认可。此为后来的宁远大捷埋下伏笔。当时有一种声音是，放弃整个辽东，回关内固守。袁崇焕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意见。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再次来犯，到达宁远。袁此时任辽东按察史，指挥宁远之战。袁写下血书，寓意死守，再以红衣大炮重创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退军。宁远之战是抚顺失利后明军对后金的首次胜利，也是努尔哈赤生平唯一未能攻克的城池。之后袁开始经营关宁锦防线，想打造固若金汤的防守，但沉重的军饷却让明廷财政吃不消。

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闪击比较弱的朝鲜，占领朝鲜后又率军来攻关宁锦防线。袁崇焕调兵遣将，组织防御，又一次抵御住了皇太极的进攻，毛文龙率领东江军在后方干预辽阳，迫使皇太极退军，史称宁锦大捷。虽然获得了两场战斗的胜利，但明弱满强的局面没有改变。之后皇太极改变了战略，从其他地方绕道开辟第二战线。

崇祯上台后，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蓟、辽，袁许下“五年平辽”的承诺，崇祯给其充足的兵饷。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以私怨诛了功臣毛文龙。毛文龙在皮岛打游击，对后金起到了牵制的作用。虽然毛的战绩有水分，但功大于过是肯定的。假设毛犯了过失，也不应该由袁来诛之。而且袁在诛毛之后，要了更多的军饷，东江军饷由24万翻至43万，但不久后便断粮，袁有贪军饷之嫌。后来秋后算账时，袁被定性为与皇太极有议和密约，这个密约的前提便是诛毛文龙。传言的真实性我们不得而知，但袁是早有预谋诛毛的。

蒙古发生饥荒，请求向明朝买粮食，袁答应了。袁此举等于资助敌人，蒙古人转手把粮食卖给满洲。皇太极乘机借道蒙古，以十万精兵袭击明朝。此前皇太极已经降服了察哈尔、喀喇沁等蒙古诸部，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

皇太极方面的《满文老档》记载：“八月初三日，（满洲）与喀喇沁部议和，誓告天地书曰：‘满洲、喀喇沁部两国，同心修好’”。

对于皇太极的袭击，袁崇焕是早就收到预警了的。但袁掌握着最精锐的部队，却不做防备，导致皇太极长驱直入。赶到蓟州要地后，袁崇焕没有守蓟州-三河一线，又遣散了四方到来的援军，包括把原先在三河的侯世禄调离。

清初《崇祯长编》：“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是夷匪所思的举动。时任锦衣卫的张道浚又有另一种说法，他提供了一些袁的供词。

张道浚所著《张司隸初集——纠欺罔奸党疏》：“（袁）崇焕自招云：‘遣散援兵，以为京城内溃，不意尚守得定。’即是言而寸斩有余矣”。

但也有人认为是张道浚伪造了供词，结尾有分析。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袁无意决战，但又一直给崇祯打包票，忽悠皇上可是欺君之罪。之后皇太极再次绕道，直逼京师，京师人人自危。袁这次驰援，起码是指挥不当的，有渎职之嫌疑。袁引起了崇祯的猜疑，与皇太极有密约、主动召敌的传闻开始大量传播，包括当时第一线的名将满桂也这么认为。

明朝遗民张岱在《石匮书后集》记载，“满桂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

多名大臣都认同满桂的想法，是袁故意招引敌人进犯京师，有些更煽风点火说袁意图谋反。另一种说法则是，袁要诱敌深入，切断敌人退路，打歼灭战。

好了，袁到了北京坚城下，总该依托坚城大战一场了吧？但袁首先是让白喇嘛请求入城，“暗藏夷使”，这更加深了崇祯的猜疑，崇祯当场拒绝。有说法是，袁想在城上架起红衣大炮，复刻宁远之战案例，这其实也解释得通。接下来，袁还是保存实力，“顿兵观望”，没有制止皇太极抄掠，只是象征性打了一架。崇祯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出来，把袁投入狱中。这个时候，袁的心腹爱将祖大寿看到大佬下狱，擅自引关宁铁骑回山海关。祖大寿的离去，差点酿成了城下之盟。在审讯袁的九个月里，袁一言不发，最后被凌迟处死。

袁死后，明朝内部就袁粉、袁黑两派，至今依然争议巨大。要论袁是忠臣还是罪人，还是要从当时的背景考虑。

袁“五年平辽一年平到北京”，袁老喜欢做大的承诺，可见他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但他的平辽战绩是看不下去的，尤其是和皇太极的对抗中，处处落于下风，“应变非其所长”，袁的关宁锦防线每年耗费数百万，但效果不大，敌人只需要绕道便破功，大明财政最终走向崩溃，流寇攻入京师。袁初期的罪名，大致关于三点：第一、擅自处死功臣毛文龙。同时期的大将王在晋认为，己巳之变正是因为毛死后满洲没有后顾之忧所致。

王在晋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

第二、袁拥兵纵敌，没有选择决战。袁以及部下祖大寿多次违背崇祯的命令，差点造成城下之盟。这也是事实。

第三、袁擅自和议、“通虏谋叛”。在清初《满文老档》里，袁“通敌”的信有很多封，是袁私自议和的证据之一。从史料来看，袁有多个“通敌”的痕迹，包括让白喇嘛向后金传递信息等。

“七月初三日，我（后金）所遣白喇嘛、郑生员等至”——《满文老档》

细细分析下，这三点都是成立的。清朝对袁进行平反，突出说崇祯中了反间计，诛袁是自毁长城。其实袁并不是皇太极的对手，反间计没有太大用处。反间计虽然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崇祯下旨的关键一环。崇祯审讯了九个月后才诛袁，可见不是一时意气，很可能是掌握了袁“通敌”的证据，“谋叛”可能不成立，但“通敌”是成立的。刑部侍郎涂国鼎写的《性余堂集》，记录了袁初审时曾有供词。结合锦衣卫张道浚的说法，可以互相吻合。但不排除袁是因恶心而说了反话。

当时最为关键的是，关宁军已经军阀化了，只效忠于某个权臣，多次对抗皇上的旨意，挑战至尊的权威。此外袁还牵涉到了党争，“谋叛欺君，结奸蠹国”，袁和钱龙锡关系甚密，钱龙锡早被崇祯疏远了，现在又被温体仁等政敌举报，罪名是和袁串谋，欲制造城下之盟。

然引敌长驱，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袁崇焕也。入犯皆繇袁崇焕以五年灭奴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钱龙锡），临邑罪枢（王洽）密谋欵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温体仁家书》

崇祯二次亲自审袁，袁不辩解。完全不辩解，导致了崇祯的恼怒。京都的舆论、群臣都在指责袁，18岁的崇祯最终采信了群臣的说法，把袁定性为谋反，认为袁想制造城下之盟，惊扰大明庙社。文武大臣都在指责袁，可见袁作为操粤语口音的倔强南方人，在北方为主的百官里面，相处得非常不融洽。

《大明律·刑律》记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那么，是什么依据认为袁在谋反呢？《国榷》里面有提及，但这些依据都没有一个过硬的证据作为支撑。

明末谈迁的《国榷》说：“袁崇焕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郊，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其家属本当依律正法，姑赦不论，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福建，财产尽没入官”。

小编插一句，袁崇焕初心很可能并不是谋反，只是拥兵自重，自视过高。由于满洲骑兵野战太强，袁不得不选择议和，以拖待变。但他与皇太极的议和行动，被皇太极加以利用。袁军事能力在中上，但应变不是他的长处，在和皇太极的博弈下处处被动。袁本来罪不致死，但在城下之盟的嫌疑下，他选择了不辩解。崇祯积怒非一，最终酿成了袁的人生悲剧。十四年后，崇祯也死了。对袁的评价应该回归理性，过度拔高反而容易招黑。但是讥讽袁为汉贼的，也是于理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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