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蛊害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蛊毒”，一种是“巫蛊”。《魏书-刑罚志》记5世纪时有这样的分别：“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因为“为蛊毒者”，只是造蓄蛊毒杀人，杀之可也（在唐朝是绞，在明朝清朝是斩，但不烧罪犯房子）；但是为“巫蛊者”，就是把罪人背羊抱狗在河中淹死，这是因为巫蛊中有邪术，要加上一点“仪式制裁”（Ritual Sanction）才能清洁溜溜。“蛊毒”是放蛊杀人的行为，《志异续编-放蛊》所谓“与人有仇，辄置蛊于饮食内”是也；“巫蛊”只是一种咒诅，但处罚起来，后者却重于前者，这是中国思想中的一个差异。人们厌恶“巫蛊”，尤其厌恶祸首巫者，所以为祓不祥，处罚特严。

汉朝的巫蛊之祸，是由江充找胡巫指引，找汉武帝太子麻烦的。《汉书-戾太子传》记太子最后被逼反了，“乃斩〔江〕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一杀一烧之间，就看出这一差异；《宋书-二凶传》记宋文帝太子刘邵和女巫严道育、婢女王鹦鹉“为巫蛊，以玉人为上形象，埋于含章殿前”。后来刘劭被斩，投“尸首于江”，“毁劭东宫所住斋，汙潴其处。”但是严道育、王鹦鹉却“并都街鞭杀，于石头四望山下焚其尸，扬灰于江”。一杀一烧之间，又可看出这一差异。

巫蛊之祸以后，巫蛊之事，史不乏书。《后汉书-皇后纪上》记“和帝阴皇后……自和熹邓后入宫，爱宠稍衰，数有恚恨。后外祖母邓朱出入宫掖。〔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夏，有言后与朱共挟巫蛊道，事发觉，帝遂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于掖庭狱杂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与后弟轶、辅、敞辞语相连及，以为祠祭祝诅，大逆无道”。《魏书-古弼传》记古弼“有怨谤之言，其家人告巫蛊，〔与张黎〕俱伏法，时人冤之”。《隋书-后妃传》记文献独孤皇后“异母弟陀，以猫鬼巫蛊，咒诅于后，坐当死。后三日不食，为之请命曰：‘陀若蠢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为妾身，敢请其命。’陀于是减死一等”。

“巫蛊”也叫“厌蛊”，并不全由女巫行之。《北史-郑译传》记郑译“自以被疏，阴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译厌蛊左道。帝谓译曰：‘我不负公，此何意也？’译无以对”。又《北史-滕穆王瓒传》记杨纶“忧惧，呼术者王琛问之。……有沙门惠恩、崛多等，颇解占候，纶每与交通，尝令此三人为厌胜法。有人告纶怨望咒诅，帝令黄门侍郎王弘穷验之。弘希旨奏纶厌蛊恶逆，坐当死”。又《北史-卫昭王爽传》记杨集“优惧，乃呼术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咒诅，宪司希旨，锻成其狱，奏集恶逆，坐当死。诏下其议，杨素等曰：‘集密怀左道，厌蛊君亲，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请论如律。’”以上都由“道士”“术者”行之。

1990年2月28日

《中国迷信新研》

本文作者：李敖精选(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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