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权臣王莽借助家族集团的势力，在公元8年,顺利取代刘氏汉朝,改国号为“新”,建立了新朝，史称王莽代汉。王莽代汉，在当时是顺应民意的王朝更替，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权和平转移的典范。不过，有合法性的王莽代汉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变为“王莽篡汉”。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人还是这样看待这段历史。那么，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的著作《中华史纲》中找到答案。

神秘的五德终始说：王莽兴起的背景

献议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及博士弟子的董仲舒，还有一套政治理论，即“五德终始说”。此说源于战国末期的阴阳家邹衍。阴阳家属于“佐明主顺阴阳，明教化”的儒家的支流，他们的思想带有神秘色彩。

▲ 董仲舒画像

“五德终始说”大意是木、火、土、金、水为“五行”，五行相生相克，各代开国之君均代表一行，亦即一德，每德各有一色。如青帝是木德，赤帝是火德，黄帝是土德，白帝是金德，黑帝是水德。代表某德的圣人出世，天必降某一祥瑞；圣人承受天命，必须易服色、更制度、改正朔等，然后向天禀告（封禅），完成使命。各王朝之德，有如四季循环迭替。天降灾异以示德衰，圣人便要修德，向天表示悔改，并应物色新圣人将国禅让与他，于是新圣人受天命，如此循环下去，五德终始。

秦始皇便相信这一套，自命为水德；刘邦斩白蛇兴义师，也自称是火德赤帝之子。汉初对其王朝是何德，也曾引起争论，到武帝时才决定是土德。董仲舒往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说法中注入儒家思想，并将之理论化，使其成为政治哲学的主流。

“五德终始说”的重点有二，一是皇权不是绝对的；一是王朝不是永久的。改朝换代是天经地义的原则，这是对“顺天承运”“万世一系”观念的挑战。

董仲舒大概死于武帝中期，他的政治学说却深入人心。武帝死后九年（前78），就有人上书请武帝的儿子昭帝让位，最终上书者被杀。十八年后（前60），又有人请宣帝禅让，亦被诛。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政治理论已为人所信崇。

对于一种当时人士咸以为合理的理论，死罪并不能遏止它的影响力，它只待时机成熟，自然水到渠成。就如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一样，王莽使五德终始说得以实现。

王莽前半生的政治生涯与德行

成帝刘骜为太子时酗酒好色，元帝不满，很想将他废掉，幸赖舅父王凤竭力挽救，“故得勿废”。

成帝即位后，立即任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次年同时封另六位母舅为侯。王太后有兄弟八人，唯弟王曼早死，未得封侯的殊荣，但曼妻则领着幼儿王莽住在宫中，王太后对这个自幼失怙的内侄自是疼爱。

王莽自幼从陈参学《礼经》，故“被服如儒生”。其为人恭俭有礼，勤学博览，孝事母亲，善养寡嫂及孤侄。他外则交结英俊，内则善事诸叔伯。大伯父王凤有病，他侍疾左右，亲自尝药，蓬头垢面，连续数月衣不解带。故王凤临死之前，将王莽托付给成帝及王太后，王莽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 王莽画像

王莽甚得诸叔伯的爱护，叔父王商甚至请皇帝将自己的食邑分封给王莽。当时的名士陈汤等人均颂扬他，由是成帝更看中他，任他为侍中，负责皇室宿卫。王莽的地位愈高，他待人愈谦冲，舆马衣裘都散施宾客，家中无所余留。王莽广交名士、公卿大夫，于是在朝的推荐他，在野的赞颂他。王莽的声誉日隆，开始逐渐超过他那显贵的长辈了。不久，叔父大司马王根称病告退，荐王莽自代，时王莽三十八岁，已位极人臣（前8）。

王莽任大司马后，躬俭一如昔日。他聘请贤良出任官吏，将自己的所有收入全部分赠予士人享用，且较从前更节俭。他母亲生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王夫人出迎，布衣短裙，见者以为是女仆，后知是大司马夫人，无不惊异。他的德行自然受到国人的景仰与歌颂。

汉德已衰，民意所归：王莽代汉的合法性

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黎民屡困于饿寒”，农村破产，民众生活困苦到死者“不能自葬”的程度。徭役繁重，累死者甚众，造成了天下匮竭的情势。皇帝本人更腐化，常微服出游，“出入市里郊乡，远达旁县，斗鸡走马，自称富平侯家人”。身为皇帝却以“富平侯家人”身份在市井冶游，成帝放荡失体的行为，开后世昏君失德之先例。

哀帝即位后，王莽为了傅太后（哀帝祖母）与王太皇太后在未央宫宴会的席次问题，得罪傅太后，不安于位，称病去职。

王莽在封邑韬光养晦三年，他的一个儿子杀了奴婢，王莽逼其自杀，足见其治家之严。三年中上书替他讼冤的大臣“以百数”，应贤良试的人在对策中也多歌颂王莽的功德，又值日蚀，照五德终始的理论，是天降灾异的“异”，故群臣均主张征召王莽入朝。时傅、丁两太后均薨，哀帝乃召王莽入京侍候王太皇太后。

此时董仲舒的学说已流行了一百二三十年，五德终始说早已深入人心。汉代政治腐败，灾害迭出，旧德已衰，新圣人将出已为人心所向往。王莽便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出。他要将董仲舒等人崇高的政治理念加以实现。

哀帝死后，平帝即位。王莽复出任大司马，总揽一切大政。平帝五年，孺子婴三年，王莽是有实无名的皇帝，这八年是配合五德终始说新圣人受命的过渡时期。

王莽做了很多嘉惠民众的事，特别是在法律方面。妇女若非自身犯法，不受株连；男子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若非家人犯大逆不道之罪，除非有诏命令逮捕，否则均不得被拘押。他曾捐献巨额私产赈济灾民，并用私产在京城修筑房屋二百间供贫民居住。他又大封宗室和功臣的后裔，高级官吏年老退休后可食原俸禄的三分之一。

这些德政中，有的观念很进步，不只是示惠大众而已。王莽拒绝接受“赏田”后，先后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请“亟宜加赏”，这些人不是王莽用钱“收买”来的，而是他的德政换来的。人心向背，是“天人合一”政治哲理的根本。

公元6年王莽为“摄皇帝”，天下出现了许多符策，不外是说汉德已衰，新圣人已出现。这些玩意儿，多数是揣摩王莽心思以求荣利之徒，为了迎合王莽造出来的，也可能是王莽授意为之。总之，为争取政权而制造形势，比起用杀人盈野、庐舍为墟的争战去夺取政权，似乎不止略胜一筹。手段也许不是十分光明，但古今中外哪有用光明手段攫取政权而成功的例子。

王莽用政绩去收买人心，与现今议员、总统用政绩或“政纲”去赢得选票并无二致。前汉末年，上书歌颂王莽的有四十八万多人，若将这一情况视为王莽获得了四十八万多张选票，我们便可明了王莽做皇帝的理由了。

时机成熟后，王莽于公元9年受禅。

学识与才能有问题：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

王莽的改革自平帝时便开始，从平帝即位至王莽正式称帝为止，为兴革的第一时期，王莽称帝十五年为第二时期。

第一时期的兴革比较温和，以行善政、减少刑罚方面的不合理之处为主。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举措是有关教育方面的。他首先扩充中央的太学，博士弟子的名额也由三千个增至一万余个，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太学。

他最重要的改革，是推行新经济制度，这是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他要将自文、景时代便已产生，后来愈演愈烈的社会经济的不公平现象铲除，第一件大事是土地改革。他下令将天下的土地全部收归公有，定名为“王田”。王田制度的要点如下：

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得买卖，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二、男丁在八口以下的家庭有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的田地要分给他人。

三、无田地的人，每人由政府分田一百亩。

四、现有奴婢不得再行买卖，用冻结奴婢的数目使奴婢买卖终止。

第二项重大的经济兴革是实施“六筦”，即盐，酒，铁，铸钱、冶铜、织布，名山大泽的特产，五均赊贷，六项与一般人民生活有关的物资，由政府管理，不使奸商操纵，与武帝时期的平准、均输类似，不过范围较广。六筦中的最后一项是五均，它的目的是“齐众庶，抑兼并也”，即平均财富，防止财富集中。

对于王莽的改革，我们不能不敬佩其胸怀，确实如民胞物与一样纯正，但是他的改革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与光武帝刘秀等人所说的“篡汉”无关，而是由于王莽本身的学识与才能均有问题。

王莽的经济改革政策正确，而所任非人，六筦的长官，“皆用富贾，……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造假账），府藏不实，百姓愈病。……猾吏滑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富商摇身一变成为经济官，再与地方官“通奸”，百姓受到的剥削与凌辱，更甚于畴昔。

不能知人善任，又食古不化，是王莽失败的主要原因。按照五德终始学说，王莽必须要做“改正朔，易服色”等官样文章。这原本不重要，但他一开始便做得过火，他将他在古书中学得的古代官名，一一改用到当时的官制上，如三公改称“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

他泥古不化到将当时的王爵与古代的“王天下”的王相同，因此要取消四夷所“僭”的王号。他即位的次年，匈奴单于求故玺（王玺），他不与，匈奴“遂寇边郡，杀掠吏民”。高句丽国王和西南夷王也都叛离。

此外，他下令改革时考虑欠周详，一遇阻碍又不得不更张，这种朝令夕改的作风，也是其改革导致民众怨声载道的原因之一。例如禁止田地私相买卖这一条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遇阻碍难行，旋即停止。货币改革，王莽最初模仿周钱，废除自武帝以来流通了百余年的“五铢钱”，另铸铜、金、银、龟、贝、布各种货币二十八多种，人民使用不便，引起经济紊乱，于是废除一切新币，只留大小钱两种，但民众仍不相信，多私用五铢钱，朝廷虽重罚也无法禁止。

在天下纷扰、民变风起云涌之际，王莽却下令转输各地粮食到边境，征召西北各郡兵丁数达百万，准备讨伐不愿被封为侯的匈奴。又派遣无能的统帅率领军纪废弛的大军十余万人去平定绿林军和赤眉军的叛乱。结局是全军覆没。

王莽对外用兵并未成功，前后八年，军用浩繁，黎民痛苦，怨声载道，民心大去，而王莽本人却常通宵不眠地研究古籍。

绿林军入长安。王莽临死前尚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真是与“五德终始说”共始终！

光武帝刘秀的洗脑术

后汉光武帝即位后，为了巩固政权，让子子孙孙永享天下，他开始考虑如何连根铲除五德终始说。

要将这种“大逆不道”的“邪说”自人的内心彻底铲除，必须对人们进行“洗脑”工作。光武帝知道，仅用严刑峻法不一定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他集中力量抨击王莽，歌颂“汉德”。在他的统治下，一般阿谀的文人大作“美汉诬莽”的文章，将王莽“篡汉”渲染成旷古绝今的大罪恶。将近两百年的敷说，便成为定论。

▲ 刘秀画像

用和平方式转移腐败无耻的政权是罪大恶极，是阴谋夺取；用杀人盈野、庐舍为墟的战争夺得政权，才是正大光明的。为了实现一个崇高的政治理念并实践一个政治理想而当皇帝是卑污秽行；只为了要享“九五之尊”而当皇帝是顺天承运，恢复刘家的家天下是“中兴”！甚至王莽近四十年的德行（王莽三十八岁辅政，在此以前十余年之言行，已为天下赞誉，被杀时六十八岁），均被诬为“佞邪之材”的所为（班固语），是在欺骗世人。一个人能历时四十年言行一致，不亦奇哉！周公也只“骗”了十几年。

王莽的一切既被否定，而且十恶不赦，五德终始说决无人敢再提倡，一姓天下应传之万世之理念自然确立。后世君主希冀万世一系，自然要鼓吹“反篡”，自然要反对五德终始说，因为篡位和五德终始说二者都是保持子子孙孙永远做皇帝的死敌。皇帝很喜欢痛骂王莽的人，而今皇帝早已逝去，现代的史家仍然为汉哀帝等那种刘邦的不成材的子孙抱不平，谴责王莽“篡汉”，实可喟叹！

随着王莽死亡的不仅是一个个人，而且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有三个中心思想：

一、任何朝代都一定会灭亡，不可能由一家一姓的人永远统治下去；

二、政权的转移，要用和平方式的“禅让”，不用战争来取得政权；

三、任何政权都要重视天意，天视自我民视，民心即是天意。

所以史学家钱穆说：“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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