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两朝帝师翁同龢突然被光绪帝宣布开缺回籍，此事影响巨大，历来众说纷纭。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束了这位朝廷重臣的政治生命呢？

​事情来得太突然

1898年6月15日，这一天对翁同龢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一个终结。对于即将发生的这一重大变故，他毫无准备，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遭到放逐的重惩。

这一天，和往常一样，翁同龢在颐和园值班，未等天亮就到了朝房，同其他大臣一起静候光绪帝的召见。一会儿，御前太监传令诸大臣进殿，着翁同龢勿入。凭着几十年的官场经验，翁同龢立刻感觉到了一场狂风暴雨即将降临。

约莫三刻钟光景，荣禄、徐桐、刚毅等人从他身边走过，连招呼也不打。最后一个出来的是光绪帝的另一位师傅孙家鼐，他与翁平日交厚，但是也默无一言，只是向他点了点头。接着御前大臣出来传旨，旨意最后的几句话是：

“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遣，翁同龢立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被逐引起部分赞成变法官僚士大夫的同情。许多官僚纷纷前往送行慰问。7月1日，翁同龢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辞别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京城，乘火车前往天津。这一天，前往火车站送行的不下数百人。著名的人物有王文韶、孙家鼐、钱应溥、敬信、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国子监生、湖南人夏某代表全体在监生员挥泪与翁送行说：“吾为天下，非为公也。”

下午一点，火车启行。凝望窗外逐渐消失的红墙黄瓦，深宫殿宇，翁同龢心中无限怅然。7月2日，翁同龢脱离维新变法运动南下老家常熟。

翁同龢开缺背后的主谋是谁

显然，翁同龢的开缺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顽固派（指的是荣禄、那桐、刚毅等人）官僚排斥打击的结果，而主谋不是别人，正是慈禧太后。

早在光绪亲政初年，翁同龢曾劝光绪帝不必事事唯谨、禀遵太后，办事应有自己的主见。此事后来为慈禧所知，不过当时的慈禧已宣布“归政”皇上，而翁同龢在朝内朝外拥有一定的势力，慈禧或许也认为日后还能派上用场，所以暂时隐忍未发。

​到了甲午战前，慈禧看到翁同龢极力主战，反对她的求和活动，并鼓动御史上书要求停止万寿庆典活动，这让慈禧无法容忍了，她立即采取报复措施，一度下令裁撤汉书房。

战后，又因户部不能如数支援内务府“补祝”万寿庆典，慈禧对他就更加不满。最重要的是，在维新变法的问题上，慈禧起先并未抱敌视态度。后来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变法的举措触及封建统治的要害并威胁到慈禧的权威，她这才逐步改变原先的赞成态度。

在顽固派的包围、挑唆下，慈禧对变法日渐产生怀疑，怀疑翁同龢支持光绪帝变法将对她不利。这时，慈禧才意识到翁同龢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于是决定将他从皇帝身边撵走，从此孤立光绪帝，进而阻止变法。

主谋是慈禧，但从光绪帝的角度来说，他与翁同龢同样存在分歧

翁同龢开缺回籍，慈禧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戊戌变法之前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也为顽固派打击翁同龢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们知道，光绪帝在亲政之前和翁同龢的关系十分密切，几如父子，这种关系到了光绪亲政后依然有增无减。“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或在书房“造膝独对”，会在朝房召见军机大臣之前，先行单独召见，久而久之，习以为常。

但这种关系容易将翁同龢与众多臣僚对立起来，造成人们对他的猜疑，使他陷入孤立。翁同龢对此深感不安，他在日记中说：“最难处者，于枢臣见起之先，往往使中官笼烛宣召。及见，则闲话数语而出。由是同官侧目，臣亦无路可以释疑。尝叩头奏：‘昔闻和珅曾如何，皇上岂欲置臣于死地耶？’终不能回，亦奇事也。”

尽管翁同龢一再诉苦，但光绪帝依然宣召如初，结果引起了慈禧和众多臣僚的不满。在巨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下，翁同龢采取了“自避”之策，有意识地和光绪帝保持距离。这样做，也是有难言的苦衷，更无法向光绪帝解释。

而年轻的光绪帝根本没有政治经验，看不出翁同龢的两难境地，他对翁师傅有意疏远自己的举动很不理解，认为他是目无君上，对自己心存不敬。

​此外，由于两人年龄层次的差异，角度不同，也使君臣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发展到最后成了“不欢而散，终至分手”。这一结果，不仅影响了翁同龢的政治前途，也连累了光绪帝自己乃至整个朝政大局。

1897年11月，德军强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命翁同龢负责办理对德交涉。在交涉中侵略者的蛮横无理使他受尽侮辱，最终他断然拒绝和侵略者继续谈判。

此后，中德交涉一度陷入僵局，光绪帝曾五次劝令翁同龢赴德国使馆继续交涉，翁同龢均未遵命。而且在召见时，他因心中对李鸿章、张之洞不满，奏对之时不免语多愤激，完全失去了一个大臣在君前应有的态度。

翁同龢的抗旨行为不但同僚惊讶，而且也使光绪帝感到难以容忍。等到条约签字后，光绪帝仍强令他与李鸿章为画押大臣。翁同龢因为内心不被光绪帝所理解，且遭光绪帝的谴责，心里非常痛苦。

但是，这些都不是光绪帝和翁同龢矛盾的关键所在，在维新变法上，翁同龢与康有为也有不同的看法，这就引起了师生之间更为紧张的关系。

康有为等人操之过急的变法主张很合光绪帝的口味，年轻气盛的他亟需摆脱慈禧的羁绊，也急切希望变法越快越好。相比之下，他翁同龢矜持谨慎的态度、平和稳妥的主张越来越不满，于是造成了矛盾的进一步深化。

​但戊戌变法开展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尽管翁同龢与光绪帝在很多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君臣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基本还没有破裂。光绪对翁同龢仍同过去一样体贴关心。李鸿藻去世后，遗下的协办大学士一缺，也是光绪帝亲自奏请慈禧补授翁同龢的。

所以，无论从那一点来看，光绪帝都没有将翁同龢赶走的意思。那么又是谁在落井下石呢？

光绪帝并无赶走翁同龢之意，但他们之间的矛盾顽固派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因此，它在客观上配合了顽固派反对变法和对翁同龢的排斥打击。

自维新变法宣布后，统治集团内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日益激烈。顽固派担心光绪帝在翁同龢的秘密指导下，起用年轻人从事改革，这不但危及他们的权利，甚至危及他们的地位。为了阻止变法，顽固派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翁同龢。

从6月8日至11日，顽固派先后指使亲信党羽于荫霖、王鹏运等上书弹劾翁同龢“误国无状”、“结党乱政”、“狂悖揽权”。翁同龢一生居官清正，廉洁自持，任户部尚书20多年，经手钱粮不知凡几，从来都是分文不取。他曾说：“余等居官只图干净，窘死不怕。若得分文，讲甚操守耶？”

光绪帝对翁同龢的操守和人格是清楚的，所以将这些弹劾奏章一概“留中不发”。光绪帝对翁同龢的回护激怒了顽固派。他们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告黑状。慈禧本就对翁同龢不满，经顽固派的挑唆拨弄，终于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于是决定将翁同龢逐出政坛要职，赶回常熟老家。

​6月12日，慈禧任命荣禄以大学士、兵部尚书兼管户部，首先削去翁同龢户部尚书的权力。三天之后，又强令光绪帝颁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谕旨说：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形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遣，翁同龢立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翁同龢的被逐完全是慈禧和顽固派一手策划的，后党分子强迫光绪帝下令，是有意把他们迫害翁同龢的行为嫁祸于光绪帝，想以此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翁同龢的开缺不是他们诬陷打击的结果，而是让光绪帝扮演了这个反派角色。如此手段可恶至极。

​当翁同龢被逐以后，光绪帝的内心极度失落，“翁同龢去，皇帝股肱顿失”。据说，当光绪帝见到此诏（翁同龢开缺之诏）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宣诏时，“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以至于“竟日不食”。